我只是刘心武的一个读者

    ■靳飞

    刘心武先生记叙巴金、冰心、丁玲、冯牧等数十位文坛名宿的新著《也曾隔窗窥新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印出后，我读过两三遍，忍不住想写一写刘心武这位名宿。为了行文方便，请恕我将文中应有的敬称多省略去了。

    话就从三联说起。我与三联范用老总很熟，因而与他的亲家许觉民即洁泯也熟。范用时常在北牌坊胡同宅请客，许觉民与我每每充任陪客，我还要提前去帮范用买肉和打散装黄酒。

    某日许觉民写信给我，要我某日到交道口的康乐餐厅吃午饭，没想到那竟是迄今为止最令我尴尬的一次饭局。许觉民开宗明义说，中央党校出版社委托他主编一套丛书，当日受邀者即为作者，包括王蒙、刘心武、张洁、李国文、韩少功、高晓声、梁晓声和我。我猛地被跻身于一众声名赫赫、如日中天的作家中间，顿觉局促不安，说不出成句的话来。是日王蒙、高晓声两人未到，名头最响的刘心武率先表示响应，丛书便这样定了下来。我感觉到刘心武几次好奇地打量我，他的脸上表情不多，我辨不清他的眼神儿里是热情还是冷淡，有些被他“镇”住。我们说了一些话，留下通讯方式。从这第一面起，屈指算来，整整三十年过去了。

    我这个人受益最大的是我的年龄。三十年前，刘心武他们约略是我现在的年纪，在老先生面前要表现出中年人的懂得事理。我却仗着岁数小无拘无束地泡在老先生堆里，尽情享受那时中国文化界最老的老头儿老太太们的宠溺，我就如同一只菜粉蝶似的，混迹于一群五彩斑斓的蝴蝶队伍中，与他们一同自由自在地盘旋。那一时期与老先生们的交往，是我一生中最可宝贵的财富。

    正因为习惯了那些老先生，我与刘心武、张洁、李国文他们这一代走得不近，觉得他们有些“端”着，也不肯惯着我。

    不过，刘心武又是其中的一个例外。我并不喜欢他的成名之作《班主任》，但我热爱他的《钟鼓楼》。

    刘心武的《钟鼓楼》，在当时看，写法上是保守的，没弄出点意识流什么的，而是写实描述北京钟鼓楼附近一个大杂院里从早到晚的众生相。小说里出现的人物，除了一位局长，还有一位女知识分子澹台智珠，稍显些特殊；余下的尽都是胡同里的平民，有点爱吹牛的海奶奶和她的孙子青年工人“哪里哪里”，娶媳妇办婚礼的一家人，偷完东西后到帽儿胡同西口乳品店喝瓶酸奶的小混混，个个鲜活。现在看起来，这种写法，不就是正在流行的大杂院“十二时辰”吗？ 抛开写法不论，我更愿把刘心武的《钟鼓楼》，看作是赶在北京城市发生根本性改变之前，为这座城市留下的一卷《清明上河图》。最近，我听说《钟鼓楼》刚被搬演到话剧舞台上，这是时下的艺术家再次发现了这部作品的价值。可惜演出剧院不是北京人艺，这是北京人艺应该做而没有做的工作。昔年曾有个传闻，刘心武在《也曾隔窗窥明月》里也提到，说有外国记者问冰心，中国年轻作家里，谁最有发展前途，冰心回答说是刘心武。刘心武有《钟鼓楼》这样的传世之作，无愧于冰心先生的期许。

    我是为《钟鼓楼》这部作品而很愿接近作家刘心武。另有一个巧合，是他住的安定门外东河沿紧邻立交桥的那座楼，是我常要串门的地方，老舍夫人胡絜青与舒乙母子，以及中国剧协书记处的好几位书记，都住在这个楼里。一次，我去看过胡老太太，上楼去看刘心武。刘心武的家比胡老太太家小，陈设不那么气派，我们是坐在正对着房门的一张餐桌两侧说话。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张中行先生有着浓厚兴趣。我们那次的谈话，相当于他的一次采访，我是替中行翁接受采访。为了继续这个话题，他请我到楼下他请王小波吃过饭的餐馆吃饭，时间则应是在请王小波之前。坦白地说，刘心武这代作家，对老先生们多是客情，相互间的往来甚少。除了刘心武之外，曾与我如此大聊中行翁的是刘绍棠与徐城北，但绍棠成名早，好以老先生自居；徐城北是和我一样的“自来旧”，且同为我们中行门下弟子。他在《也曾隔窗窥新月》里有一篇《张中行：顺生》。刘心武说：“要说追星，我追过两颗，一颗是王小波，一颗就是张中行先生。追，就是因为读了其文字，喜欢得不行，从而想方设法要去认识，想跟人家多聊聊。”

    回到我与刘心武最初的交往，吃饭后不久他约我再去他家，对我说了他近年文章《请启功题字》里写到的事情。刘心武说他老家安岳县领导认为他是名扬海内外的大人物，拜托他去请启功先生题写“安岳宾馆”四字。刘心武不认识启先生，犯了难，又不好在老家人面前折了面子。我听后尤是得意，以为这么大名气的刘心武反过来求我，这是属于我的面子，当即应承下来。

    我对张中行先生报告说刘心武求字，语气不像刘心武对我说话时那般客气，意思即不可推托。中行翁默默地拽过一张纸片，用钢笔写上：“刘心武求，安岳宾馆”，然后把纸片放进抽屉里。中行翁与启先生是五十年的知交，他虽不让我去烦启先生，可他老人家却会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去找启先生写字。

    果然，几天后中行翁把启先生题的“安岳宾馆”交给我。刘心武见字喜出望外，说老家人以一箱五粮液来酬谢启先生，让我把酒再给带过去。我带着酒回到中行翁处，中行翁看了一眼，淡淡地说，“给他干什么，他那里有的是，咱们喝吧”。我们理直气壮地“贪污”了本该属于启功先生的一箱好酒。中行先生与启先生早已相会于九泉之下或九天之上，想来这点儿小事都已说开，也不算什么事了。刘心武记录此事的文章亦收入《也曾隔窗窥新月》，我谨提供一个我的记忆版本。

    中行翁对王蒙、刘心武的印象深些。关注刘心武，是因为刘的《红楼梦》研究。有一个阶段，王蒙领头，一批作家纷纷开始谈《红楼梦》。“红学”泰斗周汝昌，在给中行翁的信里，盛赞过刘心武的“红学”研究，还附有周刘讨论“红学”的文章。

    周汝昌欣赏刘心武的“红学”研究是真诚的。刘心武《也曾隔窗窥新月》里收有一篇《周汝昌：悔未陪师赏海棠》，句句“汝昌师”，情真意切。刘说周汝昌亦极真诚，“我悟出他的乐趣全在孜孜不倦的学术研究及文学创作中，当然‘红学’是他最主要的乐趣。但他拒绝‘红学家’的标签，他对《红楼梦》的理解是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他研究《红楼梦》也就是研究中华大文化”。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刘心武自己的“红学”研究。

    如果说刘心武用小说《钟鼓楼》，在老舍之后为北京的城市文化重整文脉；他的“红学”研究，是他要打通自己与中华大文化之间的渠道，做到文脉相承，气韵相通。从这一意义而言，他是成功的。这册《也曾隔窗窥明月》，所谓的“隔”，不可直解作“隔”。张中行忆俞平伯讲《饮马长城窟行》里的“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说“知”是反训，“知就是不知”。刘心武的“隔”也是“不隔”，他的文字出了“老气儿”。这种“老气儿”不是暮气，更不是村学究的馊臭气，而是与“朝气”一样生动的，又格外带着灵动的，一如古董行内讲的“包浆”。

    我现在想起来，刘心武的性格，与张中行翁也不无几分相似，都是外冷内热型，待人貌似不那么热情，内里却从不缺少爱人之心。

    前面讲过我对于刘心武的帮助，这就要再讲几件他帮助我的事情。其一是他参加了我的婚礼，其二是我在婚后，工作没了着落，跑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追求》杂志，刘心武不计任何条件地为我写了一年的专栏文章，为我撑住了杂志的门面。还有更为重要的其三，我的女儿出生前后，碰巧儿我家门外的金台路上开设图书批发市场，我也抽空儿开了一家书店，一个月的书卖下来，最好卖的是刘心武的小说《风过耳》。我请刘心武帮我签了一批书，每批发五十本附赠一本签名本，不过书商不认这个，签名本都被爱书的朋友们要去了。刘心武的书帮我赚到了钱。

    我在卖书的时候，细读了《风过耳》。刘心武这部描写文坛的小说，除了没碰到有陈道明那样的演员来演男主角，其传神处，其深刻处，其令人胆战心惊处，不输于钱锺书的《围城》。

    比照《风过耳》，刘心武的《也曾隔窗窥新月》，令我倍觉难能可贵的是，其间虽有只言片语流露出风过耳，却也把过耳的风又过滤得差不多了。好比《风过耳》是矿石，《也曾隔窗窥新月》是从中提炼出的真金白银。这个比喻有些俗，改说是人间雪月花吧，对应上书名里那个“月”字。刘心武先生八十一岁了，这是他又一次重新发现自我的一本书，亦即他又一次新的开始，其意义可相当于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

    前些日子三联社邀饮，我与刘心武同席。我是读了他的这本新书后与他见面的，一时间这万语千言反而说不出来了。那日他在劳累一天之后，仍然喝了不少酒。多年不见，他的面容和蔼了很多，他的酒量未减当年，我由此知道他的新的开始还有好长的路可走。作为刘心武的朋友，我是不够格的，与他的往来太少。我只自认是刘心武的一个读者，四十余年未曾改变过。请允许我这个也写作了整四十年的山野之人，用这样一篇拉拉杂杂的文字，对着文坛自作多情地说上一句话：我们的文坛，又多了一位名叫刘心武的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