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登翰谈枕边书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文学？

    刘登翰：说来有点偶然。小学毕业那年正临厦门解放，休学了一学期。闲着无事，每天从街边书摊租武侠小说看，从《蜀山剑侠传》到《青城十九侠》，还有《说唐》和《东周列国志》等等。中学时发现，我家马路对面有家很大的新华书店，隔壁几间还有一家开明书店（一度改名长风书店），便溜进去看看。那时书店都是开架的，可以随便取书下来阅读，半天也不会有人来赶。琳琅满目，比我在街边玩弹珠子和租武侠小说更有吸引力。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和老舍的《四世同堂》都摊在桌上，书柜里有整套的开明版现代作家选集，还有来自解放区的诗和小说。我最初的文学教育就是从书店“蹭书”开始的。再有另一件事，母亲见我无事就往书店跑，便说：你六叔去菲律宾前留下一小箱子书，还堆在储藏室里。我去翻出来，二三十本，都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著作，记得还有一本毛边的鲁迅《朝花夕拾》。宝贝似的找来一个柜子，这是我最早的藏书。高中我读的是师范，开始学习写点小诗和短文，投给《厦门日报》，被聘为报社通讯员。就这点缘分，1955年师范毕业，我没有分配到山区去当乡村教师，却分配在《厦门日报》当记者，开始了把文字工作当做自己的一份志业。

    后来您怎么上了北大？

    刘登翰：这也是偶然。1955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动员在职干部报考大学。当时我已在报社当记者，跑文教线，常到厦大采访，每从教室外走过，听着里面讲课的声音，都驻足良久，十分羡慕。翌年，这项政策继续实行，我才有机会考进北大。这里名师辈出，在他们名字后面，都辉跃着一个璀璨的学术领域。能承教于名师，当然是一种幸运。当你走在校园茵茵的草地，坐在图书馆幽幽的灯光下，不经意间，你的脚印会落在他们走过的脚印上面，你手中的图书或许正是他们翻阅过的或精心著述的经典。这里是我读书人生的起点，也是学术生命的开始。但遗憾的是，在北大期间，我出身记者的个性，参与了较多的社会活动，辜负了这五年难得的读书时光。

    1959年寒假，您和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殷晋培、洪子诚六人合作编写《新诗发展概况》，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您如何看待当年的写作和当下新诗的变革和发展？

    刘登翰：1958年是个特殊的年代，带着极“左”倾向的“大跃进”涌入大学，掀起一股“学生批判老师”的写书风潮。这年秋天，《诗刊》副主编徐迟先生想编写新诗发展史，便委托谢冕找几个北大同学来承担。谢冕找到我们五人——为什么是这五人而不是别的五人，都是偶然。如今看来，这部在当时思潮影响下未能在《诗刊》连载完的书稿，除了作为学术史资料外并无太多价值，但它却让我们有幸直接进入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中国作协资料室等，读了一批寻常不易读到的作品；也让我们六人此后的学术人生都和新诗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六十多年过去了，新诗有了很多变化和发展。我始终认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诗、诗人和诗评家。今天的诗是今天社会和精神的镜像，有一些并不为我所都喜欢。但它存在，而存在有它的合理性。我常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老去，而诗永远青春。不是诗离我而去，而是我离诗而去。

    上世纪90年代初，您在和洪子诚合作完成了《中国当代新诗史》之后，便把学术重心转向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这是为什么？ 它们和您之前做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有什么特别之处？

    刘登翰：我在闽西北山区呆了二十年（那是另一本来自底层生活的大书），之后调入福建社科院文学所，已过了不惑之年。长久疏离学术，最初连研究题目都找不到。恰好那时朦胧诗论争刚开始，便参与写了一点文章，接着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与洪子诚合作撰写《中国当代新诗史》。此书在1988年完稿，被搁置了五年才出版。我在福建，地处边缘，那时资讯也不发达，总感到远离中心，做当代研究有点“隔”。此时台湾问题逐渐从政治进入学术视野，便决心把研究重心转向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对于大陆学界，这在当时是一片荒芜的领域，上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无人关注。但当我进入之后，却深感它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际遇，形成了它既源于中华文化又不尽相同大陆文学的发展轨迹和存在形态，其历史经验和文学经典，是祖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对祖国文学多元的积累和丰富。

    在这一领域，十年间（1988—1997）您主编了《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后来又做了《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为什么当时那么急于编写文学史？

    刘登翰：上世纪70年代末，台港文学开始受到关注，一些本来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陆续转入这个领域。当时资料是个“瓶颈”，谁找到什么书就写什么文章。我曾戏言，这是研究对象选择研究者，而不是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1988年，福建成立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后来在“台港”后面加了“澳”），集合了大学、研究单位、出版社和刊物的社会各方面力量。我便提议合作编写一部台湾文学史。当时我刚接触台港文学，有太多的想法想表达，但个人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只能聚合志同道合者共同完成。所以三部文学史，都是集体的成果。为了阐明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学的承继关系，必须从源头说起，重视台湾的古代文学部分。因此这部文学史规模较大，120万字，分上下两卷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2007年收入中国文库第三辑，改为三卷本由现代教育出版社重版。后来又主编了《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和《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又有各自的原因和背景。我把这称为对我们尚还陌生而需急切了解的文学，提供一份整体图像的初步读物，而非经典性的文学史。

    编写这些文学史，当时您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刘登翰：首先是资料。文学史是描述在文学思潮嬗变、文学运动进程和文学流派纷立中，作家创作状态和作品经典化过程的全景式的文学历史。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基础上。而对于当时大陆刚刚开始的台湾文学研究，资料是它难以破解的“瓶颈”。我记得当时为了解寻找资料，曾经四出——包括远赴北京、上海、广州，通过个人和单位借书、复印，还专程前往香港购买急切需要的台湾图书。其实资料只是第一个难点，更深刻的问题是怎样从理论上诠释台湾文学和祖国文学的承继关系，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台湾文学迥异于祖国文学的特殊性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原因，等等。在这一认知基础上，怎样确立台湾文学史的叙述框架，对不同时期、不同倾向、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如何定位和评价？这些问题都无前人相关论著可资借鉴；传统的古代文论或西方的现代文论也难以直接用来作为诠释的手段。一切必须从原始资料的阅读开始，寻找规律和建构相洽的诠释理论。我把文学史视为国史的一个侧面，既是历史发展的反映，也是社会史、文化史的精神镜像。因此在阅读、研究台湾文学的同时，也须阅读和研究台湾历史和社会。这是一个总的观念，贯穿在整个文学史的编写之中。1991年岁末，我第一次应邀赴台，带着刚刚出版的《台湾文学史》上卷，送给台湾文学界和学术界的朋友，他们都颇感意外。《台湾文学史》下卷于1993年出版，迄今三十年，有幸还常为圈内的朋友提起，成为希望进入这一领域的年青学者的入门之书，作为编者之一，感到十分欣慰。

    有人认为，当前的台港澳文学研究有些边缘化，您怎么看？

    刘登翰：在哲学的意义上，边缘和中心都是一种存在，互相影响和互相转化。台港澳文学是中国文学在特殊境遇下的一种特殊的发展，是迥异于大陆的另一份中国文学的积累和财富。对它的研究可能有深有浅，有高潮有低谷，但无论它们已经回归或尚还分隔，作为祖国文学的一部分，永远不可改变，对它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永远存在。

    您最近即将出版的一本散文集《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由于谢冕和洪子诚的序言提前发表，并在网上传播，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期待。您能谈谈这本书的写作吗？

    刘登翰：感谢谢冕和洪子诚两位老同学的抬爱。序言发表后在多个公号和朋友圈转发，反而使我不安，担心期待太高容易失望。文学创作一直是我的梦想，即使在山区二十年，也没敢放弃这点喜爱。调回学术岗位的头几年，由于对研究的疏离，为了不再浪费生命，便把许多时间放在创作上，写诗、散文和报告文学，后来出版的几个集子，大多写于这段时间。后来感到，人在学术单位，研究毕竟是第一位的，这才把精力集中到学术上，不过也没完全放弃创作。这本小书，大部分是疫情期间的回忆之作。我出生在一个世代“过番”的华侨家庭，家族近两百年代代相承的移民岁月，使我目睹了一个华侨家族的世界播迁，也亲历了华侨家庭的聚合离散。我十九岁离家，年过耄耋才返乡归梓。老人们多已不在，许多往事已无从追寻，只能凭一点记忆和族谱的搜寻，以一篇篇短文，连接起大移民时代中一个家庭／家族“过番”的艰辛足迹。书的另一部分写我的家族从百年前由南安内山迁居厦门后我的都市记忆。除了个别篇章，基本上属于“非虚构写作”。

    如果放您三个月假，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岛上，会带三本什么书？

    刘登翰：这真是美差！ 我想我首先想带的一定是苏轼的诗词集，理由不必说，我还常用书法抄录其中一些诗篇；其次是《古文观止》，我并不全都喜欢这本书，但对其中魏晋、唐宋的一些名篇，十分喜爱。第三是诗集，这可能会多带几本。外国诗人我选土耳其的希克梅特，他的一句诗“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曾经是我中学时代几位好友分別时的约定，也是我在人生低谷时的自我激励。大陆诗人我会带蔡其矫的诗集。这部共八册包括诗、译诗和诗论的《蔡其矫诗歌回廊》，其实是蔡其矫的自选集，只是我在参与策划和题写书名时，他要我挂名当“主编”。我一直觉得，蔡其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优秀、最富于思想、艺术探索精神和青春活力的诗人，至今中国诗坛欠他一个充分的评价。台湾诗人我会带商禽的《用脚思想及其他》，在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歌浪潮中，唯他才是真正的“超现实主义者”，用他的话说，所谓“超现实主义”，就是“超级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