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人阶层女性都读什么书

    司马光《家范》云：“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至于刺绣华巧，管弦歌诗，皆非女子所宜习也”。一些士人在强调女性应该知书达理的同时，也主张女性以不彰显自己的才华为美德。那么，宋代士人阶层女性是否按照儒家理想的模式去选择自己的阅读书籍呢？

    从宋人文集中抽样出的206例士人阶层女性阅读者的墓志资料统计，许多女性并不拘泥于阅读一类书籍，她们通常会阅读不同内容的书籍。相比较而言，阅读佛道经典与儒家经典的女性居多数，其次是史书、诗词文、女教典籍及音乐类书籍，家训、天文历算、医药数术、诸子百家、方技小说类读物亦成为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阅读内容。

    佛道经典是士人阶层女性阅读最多的一类。而其中又以阅读佛经者居多。如刘攽记载，韩绛妻范氏“读释老书，尽以服玩施浮图氏”。吕陶记载，乡先生光禄寺丞任遵圣妻吕氏“晚岁好佛书，知缘果大略，怡然若有得。绍圣元年四月壬子，忽感疾，闭目诵《金刚经》凡二卷，无一字舛谬”。士人阶层女性不仅自己阅读佛书，也有人亲自撰写佛书，甚至招募工匠版刻，如陈傅良记载：“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写佛经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笔法。”李纲记载：“庆国夫人鄱阳张氏，谨发虔心，募工镂板，印造《修西方念佛三昧集要》一部，普劝发无上菩提心者，至心归依西方净土。”

    宋代士人阶层女性所阅读的儒家经典主要包括：《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孝经》等。如王安石记载夫人魏氏，其夫曾“以进士甲科为广德军判官”，魏氏在丈夫死后，“亲以《诗》《论语》《孝经》教两子”。文同记载著作佐郎刘琚之女，“嗜学书传，无有不经览者，于左氏《春秋》尤能通诵”。袁甫记载通议大夫何楷之女何氏，“姿敏惠，父爱之，尤教以《孝经》《论》《孟》《诗》《书》《左氏传》及《内则》《女诫》，终身不遗忘”。

    宋代士人阶层女性阅读史书者亦很普遍。如韩琦妻崔氏“好读诸史氏书，概知历代兴亡治乱之事”。王安石记载秘书丞吴苪母曾氏，“于财无所蓄，于物无所玩，自司马氏以下史所记世治乱、人贤不肖，无所不读”。范祖禹记载工部尚书李兑妻钱氏，“读经史佛道书，手不释卷”。郑獬记载昌化县令鲍宗师母陈氏，“好读古史，能疾书，日草万余字，见者不知其为妇人笔札也”。周必大的母亲王氏，“通经史，博知古今事，不自以为能”。楼钥的母亲汪氏，“诸史举大端，兴亡之际，贤否之著者，类能道之”。

    诗词文类书籍也是宋代士人阶层女性阅读的重要内容。据学者统计，《全宋词》中收录女词人90多人，《全宋诗》中有女诗人200余人。此外，《全宋文》中也有不少女性作者。毫无疑问，这些诗词文的女性创作者，必然是在阅读他人诗词文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在笔者统计的墓志资料中，阅读诗词文类书籍的女性有30人，约占总数的14.6％。如晁补之记载尚书兵部员外郎陈诂之女陈氏，“幼警惠，尝阅白居易诗，一过能诵”。刘一止记载右通直郎胡汲妻莫氏，“自少小知书，浸长，作诗论文，如慧男子”。

    宋代士人阶层女性所阅读的女教典籍，主要包括刘向《列女传》、班昭《女诫》以及历代史书中列女传的内容。就文献记载来看，班昭《女诫》和刘向《列女传》在宋代士人阶层女性读者中的传播更为广泛。如黄庶记载徐处士妻周氏，“幼而慧，乃使授古《女诫》七篇，习之”。范祖禹记载左藏库副使石继勋之女石氏，“幼奇警，能读班大家《女诫》”。李纲记载朝请大夫刘彝之女刘氏，“喜读书，能通其义，尝手书《列女传》，师慕往烈”。

    尽管司马光《家范》强调“管弦歌诗”，“非女子所益习”，但就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阅读情况来看，女性对于管弦歌诗的爱好始终没有停止过，以至于谢逸感慨说：“近世妇人，往往以吹竹弹丝、歌舞蒲博为事，而以蚕缫为耻，以至机杼生芝菌，而柔桑之径鞠为茂草者多矣。”谢逸此言或许有夸张之处，却反映出当时女性喜好音乐歌舞的风气。如陈襄记载秦国太夫人窦氏，“嗜佛书理性之说，尤晓音律”。宋祁记载夫人钱氏，“颇留心毫翰，洞晓音律”。蔡襄记载尚书职方郎中尹少连之女尹氏，“少聪警，识图书，辨音律”。

    在宋代，许多士大夫均书写家训以规诫子弟，维系家族的繁荣。其中一些家训广泛传播，成为社会中的普通读物，如袁采《袁氏世范》等。邹浩记载台州天台县令王无咎妻曾氏，“性庄重，又积习家法，故自处以至于行，自幼以至于老，内外宗党为女、为妇与为母者，咸取则焉”。宋代士人阶层女性不仅阅读他人书写的家训、家法，而且有的女性亲自创立家法，并亲自书写以示后人。如朱熹记载清江士人时镐母邵氏，在丈夫死后，“具呼家人与为条约，亲写刻之屏，使合居有礼、缀食无专”，朱熹赞誉邵氏“得齐家之要”。上述事实表明，士人阶层女性不仅仅是家法的阅读者、遵守者，同时也参预家法的制定与传播。

    宋代士人阶层女性除阅读上述诸类书籍外，一些女子还阅读天文历算、医药数术等自然科学书籍，如范祖禹记载工部尚书李兑妻钱氏，“自晓音律，精于历数”。周必大记载其妻王氏，“女工儒业，下至书算，无不洞晓”。李之仪记载其妻胡氏，讳淑修，字文柔，“尤精于算数，沈括存中，余（李之仪）少相师友，间有疑志，必邀余质于文柔，屡叹曰：‘得为男子，吾益友也。’”沈括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数学家，从沈括的屡屡赞叹来看，胡氏在算数方面的才能当非常出众。韩琦记载尚书比部员外郎韩正彦妻王氏，“尝以尊幼被疾，外无良医，遂精意方书，昼夜研诵，卒通其大方。门内病者，或自治之，多获痊已”。朱熹记载夫人虞氏，“练养医药、卜筮数术，无不通晓”。

    诸子百家、方技小说也是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阅读内容。如晁补之记载尚书都官郎中李无竞之女李氏，“于书无不读，读能言其义，至百家方技小说皆知之”。刘一止记载中奉大夫阎骙妻高氏，“泛观六经诸子，识其大指”。楼钥的母亲汪氏，“稗官小说，所见尤众，性复善记，非出强勉”。陈造记载居士缪公著妻王氏，“凡簿书出纳，一过不忘，阴阳五行、百家之说，皆能知其义”。刘克庄记载国子监簿赵志仁母“颜夫人名静华，自号雪观居士……夫人于百家传记至老佛之书多贯通，古今文章悉成诵，儒生精博者不能及，落笔辨丽，不费思索，自成文采，士大夫以翰墨自命者，无以加也”。

    上述事实说明，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阅读范围是比较广泛的。虽然少数士大夫对女性的阅读范围作了规制，但就整体而言，士人阶层女性阅读内容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士大夫的预设模式。

    （本文摘自《宋代士人阶层的女性》，铁爱花著，新星出版社出版，定价：7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