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语绎读》是学者王曦的一部潜心之作，在他看来，《论语》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原乡，尽管回不去了，但总也忍不住要回头望一望我们来时的路。这也是他作为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秘书，一部献给先师的敬缅之作。在他看来，《论语》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得一个个“我”变成了“我们”。“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才子时常借朱子《鹅湖寺和陆子寿》句以遣怀抱。

    市面上讲《论语》的书多如土豆，何必还要劳心费力再作一部新注？

    《论语》物件儿太老，把玩的人太多，包浆肥腻，本色漫漶。念《论语》三十余年，曾经寓目的旧注不下百种，但越念疑惑越多。训诂乖谬，误解遍地，义理淆乱，误会丛生，读之令人头大，胸闷，齿冷。其间既有汉魏经师流传下来的谬种，也充斥着宋明儒家的各种套话和昏话，而今人的讲解，不失之于隔，即失之于荡。隔是因为胸中先横着若干成见，失却了同情之理解的可能，隔靴搔痒，言不及义；荡是因为不学无术，以各式东拉西扯的附会之辞撑持门面，以大碗的“鸡汤”冒充“高大上”，实则离题万里。凡此之类，不摧破之不足以正本源，不荡涤之不足以平民愤。

    尽管孔子与儒家规训统治者的企图十分显著，《论语》中的相关论述也十分丰满，但自汉儒以下，历代注家都有意或无意对孔子的此种倾向或特色做淡化处理，甚至做反向化阐释，即把某些本来对上的训诫误读或改释为对下的规约。这种误解或阉割造成的后果是，批判的精神、独立的人格、从道不从君的信念，以及为天下立法的雄心等等，这些最光彩最宝贵的特质从孔子身上逐渐暗淡，消逝，湮没了。

    现代人对孔子最严厉的批评，不外两条：要么是跪着的奴才，要么是拎着道德鞭子的教师爷兼工头。孔子的上述人设，主要是后儒借由对《论语》的误读与曲解建构起来的。汉儒发其端，宋儒集其成，再造孔圣的历史工程似乎取得了辉煌成功。假设这幅画像挂在孔庙里，孔门弟子会认得出来吗？孔子会承认自己是孔子主义者吗？

    三年前，发愿把历来对《论语》的误读和误解清洗一过，颠覆陈言，粉碎谬论，造作一种既能在学术上有所树立，又不失普及价值的新读本。如果只是拾人余唾，靠抄撮前贤旧注滥竽充数，不过是往土豆堆里扔了个新土豆而已，无聊得紧。宋人陈亮自许“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现在书写完了，恍然间有黄巢攻陷长安的感觉。天街踏尽公卿骨，我花开后百花杀，那些大师小师们可以洗洗睡了！

    《论语》总共不到五百章，合计才一万多字，老师宿儒讲论了二千多年，按理说，应该了无剩义，可是在我看来，有超过一半的章节文句被曲解，意义被遮蔽，“待发之覆”尚多，需要重新阐释，再度发现。所谓“发覆”，又分两种情况。一种只是字词训诂意义上颠覆，而在义理方面无关宏旨，故仅可称之为“发现”；第二种则是义理层面上的“发明”，即是推倒一切成说，自出机杼，证成新解，不但击穿某些对孔子思想的传统认知，还孔子以素颜，并且替原始儒学揭发出若干未曾示人之新面相，清理出一系列湮没已久的大逻辑。于我而言，阐释《论语》的过程就如同行在山阴道上，“发现”和“发明”使人应接不暇，如入宝山，如登春台，何等的快意！ 诸般异说新论，或可补前修之未密，未敢自专，先抛出来再说，伏请大雅方家教正。

    “绎读”一名，因袭于本师任继愈先生。老先生一生先后四次为《老子》作注，关于最后定本的书名，他解释道：“‘绎’，有阐发、注解、引申的含义，每一次关于《老子》的翻译都伴随着我的理解和阐释，因此，这第四次译《老子》称《老子绎读》。”我把自己的《论语》注本同样命名为“绎读”，为的是向任先生致敬，以志师恩永怀。

    在著述宗旨上，也向任先生看齐，秉承三不主义，即不熬鸡汤，不抒情，不联系实际。我无意代圣人立言，也没有野心和能力充当人生导师。念《论语》，或者为《论语》作注，只不过想理解或揭示孔子所言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关心关切的问题何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主张又有哪些，他提出的概念、命题或意见，建构了何种思想范式，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或规约着后世的观念形态或文化心理。理解古人，其实是为了理解当下和自己，所以也想借疏解《论语》，探究一下古人是如何思考和生活的，以及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与孔子和《论语》的关联性究竟有多大。一言以蔽之，叫同情之了解，如此而已。至于《论语》是否对生活或生命有价值有意义，完全取决于一己之体会与选择，正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借朱子《鹅湖寺和陆子寿》句以遣怀抱，在我看来，《论语》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得一个个“我”变成了“我们”。或者说，《论语》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原乡，尽管回不去了，但总也忍不住要回头望一望我们来时的路。

    （本文摘自《论语绎读》，王曦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8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