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保没有错话绝对没说假话”

    ■熊卫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多项基于科学规律和面向国际的改革。这些重大的改革举措是如何出台的，面临哪些障碍，又是如何设法去克服障碍的，执行效果如何？这些问题不但有历史价值，对于当前我们应对新挑战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要弄明白这些，却有相当难度：档案不容易看到，公开的报道中，大量的关键环节尚处于缺失状态。所以，必须要做口述史，找关键的当事人来谈。但主持过相关工作的领导干部却又往往顾虑重重而不肯谈。像郭传杰这种担任过副部级要职却又肯敞开心扉实事求是谈论过往并同意发表出来的人实属难得。

    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得主曾庆存院士在《村人散语话科苑——郭传杰访谈录》（以下简称《访谈录》）的序言中，对此书的重点作了总结，指出“传杰同志……参与、谋划、建议或组织领导过”15项“科研或与科研有关的重要体制之改革和机构制度之创建”（《访谈录》第i页）。因篇幅限制，在此我只概述和评论书中两处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内容。

    其一是国家863高技术计划的制定。对此，已有过很多的媒体报道，但它们主要聚焦在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的献计献策、邓小平的从善如流上。当时被借调到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临时工作的郭传杰则讲出了相关的制订过程和细节：1986年3月5日，邓小平收到四位科学家的联名信后，即刻作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做决断，不可拖延。”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着手工作。20日，从军口、民口遴选出的100位专家，集中住进国务院一招，4月7日在中南海第一会议室连续召开为期一周的研讨，以确定该计划的战略重点。专家们在报告中大都说自己的领域重要。拎不出战略重点，起草组心急火燎。所幸会议进入最后半天时，钱学森作了发言。钱老分析了我国制订第一个高技术发展计划的重大意义后，高屋建瓴地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两方面，明晰地提出了载人航天、激光武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新材料等几个战略重点领域和若干主题。钱老的发言如一锤定音，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赞同。6月底，计划初步成型，但在以军为主还是以民为主、经费盘子要多大这两个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军口专家建议以军为主，提出经费盘子为30亿-40亿元，民口专家建议以民为主，总经费应达5亿-10亿元）。为此，国务委员宋健等去请示邓小平，小平同志明确回答：863计划，军民结合，以民为主。总经费到世纪末15年，安排100个亿。（《访谈录》第86页）。传达到与会专家，大家特别兴奋，对小平同志的胆识和气魄无不十分感佩！

    现在，我国2022年年度研发经费已突破3万亿元。读者可能会因此而对15年100亿元无感。但是，在37年前的1986年，号称十万大军的中科院全年总经费只有六亿元左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年度资金不过几千万元。这100亿元，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对经费十分短缺的中国科学界，着实起到了雪中送炭乃至续命的作用。

    其二，是21世纪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的改革与发展。新世纪前后，因为经费匮乏等诸多因素，中科大人才流失严重，在高校排名中下滑得厉害。2003年，中央决定派时任中科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去兼任中科大的党委书记。中组部领导向郭传杰传达了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干部任免时的三点指示：“一，中科大是我们党在新中国创办的一所大学，有特色，很成功，这说明我们党不仅能搞革命、搞建设，也能办好现代高等教育；第二，中科大是一所新型的理工科大学，师生们很理性，但前些年也出了些麻烦，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加强管理；第三，你们转告中科院党组，派郭传杰同志去中科大兼任书记，不能是形式上的，要实际到位。”（《访谈录》第159页）

    到任之后，郭传杰与时任校长朱清时相互尊重，很快从制度上理顺了党政班子的工作关系。经过深入调研，他们拿出了一套办学举措，其要点包括：必须坚持精品办学，育精英人才的理念；重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与中科院所属研究所相互支持密切合作；改善并加强与省市的合作共建，建议并全力支持合肥创建科技创新型试点市；从中科院、教育部争取较大的经费支持，克服巨大困难做好“科大花园”等基本建设，解决骨干人才的实验用房和住房困难；以校庆50周年为契机，专修校史，发动校训大讨论，传承科大文化基因，建设良好的科研生态与创新文化，等等。

    任职六年后，郭传杰卸任。他没怎么谈这些措施的后续效果。据我的调查和研究，这些措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令中科大触底反弹，排名上升，重新成为中国最有吸引力的高校之一。中科大的老教授们对郭传杰有口皆碑，有人还认为他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郭传杰在科研和教育管理岗位上的工作时段为1987至2008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关于此前、此后时段的访谈没有价值。他是1944年生人，195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事，如大炼钢铁、四清运动、红卫兵运动等，他也是亿万参与者之一。在访谈中，他没有避重就轻、回避问题，而是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实事求是地讲了出来，其中一些事情也是令人印象深刻、发人深省的。关于他的原生家庭、他的早年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回忆，还能让我们对他的性格、禀赋、能力的养成有深入的了解，还能让我们明白为什么郭传杰在身居高位后仍会如此质朴，为什么此书“难保没有错话，绝对没说假话”（郭传杰语）。

    《访谈录》所记录的大事牵涉广泛、纷纭复杂，并不容易理清楚，但本书却是要言不繁、文笔流畅。这当然得益于受访人清晰的思维、逻辑性很强的表达，也得益于王扬宗教授、王聪副教授等人的精心访谈，尤其是王聪的整理。对谈能增添新的视角、碰出思想的火花，整理者还能甄别所谈的内容，这也是受访人、访谈人、整理人合作的口述史通常要胜过传主单人撰写的回忆录的重要原因。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采集工程”这一类口述史项目以资深院士为主要的采集对象，但高级领导干部经历的事情之多、对事情了解之深广，通常要胜过科学技术专家。《郭传杰访谈录》这样的口述史越多越好！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