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佛西：中国现代戏剧大众化的先行者

    ■赵卫华

    由上海戏剧学院陆军、胡传敏二先生主编的《熊佛西文集》六卷本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文集》是上海社科大师文库之一种。

    熊佛西是我国现代戏剧的领军人物，我国现当代著名的剧作家、戏剧教育家、戏剧理论家。他的戏剧理论和实践活动，为我国现代戏剧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0世纪初叶，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一些思想先进的或留过洋的知识文化人士，开始有意识地引进西方的戏剧形式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戏剧。他们用口语和对白代替曲牌唱词，在内容上也从演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故事到表现现实生活。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他们以揭露社会黑暗、宣扬现代文明为题材内容，仿照西方的话剧形式，结合中国的戏剧特点，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剧种。这种剧种逐渐推广开来，很受大众的欢迎。于是人们便称它为“新戏”，或叫“文明戏”。

    就在“文明戏”开始发展的时代，青年熊佛西以他出众的艺术才华闯了进来。

    熊佛西出身于江西农村，1914年14岁时到汉口去读中学，先后在教会学校圣保罗中学及辅德中学念书。进校不久，他便为当时学校流行的“文明戏”所吸引，并很快参与演出甚至编写剧本。他编写的第一个“幕表戏”剧本便是以当时的革命者徐锡麟的故事为蓝本的。以后，他对戏剧的兴趣益发浓厚，在课余组织同学成立剧社，常常自编自演，还走出学校到乡镇去演出，去慰问灾民。

    1919年他考入燕京大学，虽然主修的是教育学，但他的戏剧才能在燕大优良的艺术环境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二年级时他便与沈雁冰、徐半梅、欧阳予倩、郑振铎等成立了“民众戏剧社”，并创作发表了《这是谁的错》《青春底悲哀》等几部剧本。燕大毕业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业专攻戏剧和教育。1926年学成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燕京大学、北大艺术学院任教，从事戏剧教育工作。他不但潜心教学生掌握现代戏剧的理论知识，还带领他们认真实践，组织学生演出的剧目二十多个，上百场次，并亲自执导。

    与此同时，他还创办刊物，对现代戏剧的理论、实践进行研究探讨，提出了自己的戏剧主张，对戏剧作者的创作进行指导和扶植。他先后主编过的重要刊物有《戏剧与文艺》《北平晨报·戏剧周刊》《战时戏剧》《文学创作》《当代文艺》等。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他主编的《北平晨报》的《戏剧周刊》（第4期后改名《剧刊》），共出了336期（1930-12-21至1937-7-10），在当时的戏剧艺术界影响巨大。

    抗日战争时期，熊佛西以他的戏剧艺术特长，全身心地投入到爱国抗战的热潮中。他与田汉、欧阳予倩三人被人们称为当时广西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话剧三先进”。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重新从事戏剧教育工作，先后出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

    除了教学创作，在戏剧理论和实践方面，应该说，熊佛西的成绩和贡献更大。他的戏剧理论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戏剧必须走大众化、平民化的道路。

    可以说，不光是戏剧，任何文化艺术的发展，大众化的道路都是一条广阔的主干道。表现形式可以五花八门，各样各派，但无论抽象、前卫、先锋，现代甚至后现代，任再新潮变幻，最终的主要发展途径，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这条主干道的。

    熊佛西走上这条正确的戏剧艺术之路，是建立在他对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入、艺术视野逐步开阔、戏剧实践经验不断丰富的基础上的。大学期间，为了配合当时燕大青年会的筹款活动，他曾一个晚上便写出了一出幕表剧《爱国男儿》，并在演出中出任男主角，在北平米市大街青年会会场演出。

    这些学生戏剧活动，在当时被称为“最美剧动”。但无论是“文明戏”还是“爱美剧”，从题材内容到参与群体、服务对象，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他开始了对自己戏剧创作的突破性尝试。他以中国传统的历史故事——孟姜女的传说为题材，创作了剧本《长城之神》，有意识地试图走出“文明戏”和“爱美剧“的藩篱，走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路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这传统的历史进行“头脑和衣服的同时更换”，他将这一民族历史题材赋予了时代的灵魂，融入了革命的精神。应该说，他的尝试是成功的。梁实秋特地为该剧写了序言，徐志摩称它为“中国新兴剧台上的稀罕收获”。

    熊佛西学成回国后，1932年8月，就在《北京晨报》副刊《剧刊》上发表了《戏剧怎样走入大众》一文，正式宣布了自己的戏剧理论和立场。紧接着，他立刻为实践自己的理论踏出了坚实的一步：从1932年至1936年，他带领自己执教的艺术学院戏剧系的学生，直接走入基层，赴河北定县农村，从事农民戏剧的研究与实践，以戏剧为农村建设、民族复兴服务。

    熊佛西认为，戏剧大众化，是一种社会使命。大众化必须在内容与形式两个面同时得到体现。他认为，“戏剧本来是属于大众的，是全人类的艺术，不过中途走错了道，走入了囹圄，走入了禁宫。现在要把它拯救出来……”那么，怎样才能走出囹圄呢？他指出，过去的题材面太窄，不是神怪帝王，便是老爷小姐、贵族绅士，很少有农工大众；现在要改变，要让农工大众的题材和形象进入戏剧。

    除了戏剧事业外，熊佛西还是个艺术多面手，他在小说、散文、诗歌、绘画、书法领域均有涉猎。他与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如柳亚子、许地山、齐白石、张大千、徐志摩、田汉等均有密切交往。他的散文很有特色。他善于将写戏剧的手法应用到散文中，常常将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中间的曲折波澜描绘得清清楚楚，生动感人，于是，他所写的人物形象，也便跃然纸上了。例如散文《关于赛金花》《记晏阳初先生》《悼蒲伯英先生》等，均是这样。尤其是他纪念自己的好友徐志摩的那篇《徐志摩与戏剧》，不但写了徐志摩在戏剧创作、翻译、推广实践中的贡献，还真切、细腻、深情地写出了徐志摩人物性格特点——热情、率真、幽默、风趣。

    这套六卷本的文集，是迄今为止熊佛西先生戏剧人生艺术成就的最完整的资料集成。囊括了除政论以外目前为止可以搜集的他的全部著述。包括他的戏剧创作、戏剧理论、小说、散文、诗歌、杂论等各类文体，共计剧本42部，戏剧论著202篇，小说6部，诗歌13首，散文82篇，艺术评论46篇，回忆录通信、序跋、致辞等103篇，总量达500余篇250多万字。

    读罢整部文集，我国现代戏剧史上一位戏剧创作巨匠、戏剧教育大师、戏剧大众化理论的先行者的形象，便跃然于眼前。尤其是他的戏剧大众化、平民化、民族化的理论与实践至今还在激励和引导着我们的戏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