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全，而求新求锐”

    ■李天石

    最近，通读郑学檬先生的新作《印象中国历史：隋唐卷——国家的统一与治理》，我认为这是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新见迭出的隋唐史专著。

    此书在编写指导思想上，一方面吸收1949年以来隋唐史研究的成果，注重探讨隋唐历史发展的规律与特点，特别是历史发展的大关节之处。同时，“唯依历史进程之实际，溯源辩正，力求信达。继承修史资治传统”。在体例上，作者突破教科书式的写作方法，贯彻“不求全，而求新求锐”之宗旨，提出问题、探讨问题，边述边评。重点突出“围绕历史进程和文明展示两个方面，向读者展示雄隋大唐的面貌”。在“统一”和“国家治理”的主题下，观照到本段历史的系统性、连续性。在行文表达方式上，作者“叙事多用实例”，尽可能简明化、通俗化、口语化，文字生动活泼。当然，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隋唐史研究诸多重要的问题上，包括在中国整体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及值得思考的问题。对许多传统观点都有突破与创新。给读者“开启举一反三之思路”，获取多方面的启示。

    为什么隋唐会成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代？为什么隋唐三百年会出现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天宝之治、元和之治等盛世？这是隋唐史研究的关键所在，也是作者在书中力图告诉读者的问题。作者认为唐代之所以繁荣昌盛，之所以各项制度、政策实施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受到中国古代文明的精髓——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深重影响与引导。关于贞观时代的“民本主义”，学界早有讨论，但作者显然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认识这一问题。他认为唐太宗继承原始民本主义重在养民的思想，“把民提高到第一位，似有从前提论提高到本体论的意思。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得益于对隋亡历史经验的总结”。“比起历史上的许多帝王，唐太宗对民的认识上比他们深刻得多，更重要的是，他切实施行了许多以民为本的政策，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迅速改善，一显治世风貌，民本主义的政治实践为之前所未有。”作者认为，民本主义在7世纪的唐代发展到了空前的水平，是唐代文明的精华所在。“今天再次弘扬民本主义，是历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作者这一分析，触及到了隋唐之所以繁荣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华文明之所以赓续数千年而不衰，不能不说与儒家学说中这种民本主义思想的长远影响，有密切关系。

    本书的主题是“国家的统一和国家治理”。作者对隋唐大统一重要性的认识，贯穿始终：“中国的历史经验说明，国家的统一是改革国家治理构架、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理想的前提。”作者深入研究国家统一与国家治理各项政策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指出隋的统一改变东汉以来地方豪强大族专断地方，有利于中央集权，有利于法制建设。作者特别强调指出：“秦汉以来，汉族、汉语、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而自东汉以来，边境少数民族内迁、建立政权，分裂割据局面延续了三百多年，期间有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也有文明的冲突，总体上说，不利于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以汉文明为主体的良性积累。隋朝的统一，回归汉族政权，开创了再造雄强中华的新时代。”唐朝则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实现了统一。作者对统一与隋唐强盛关系的分析是新颖的，特别是“从汉文明回归”的角度，来认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之后隋唐统一的历史作用，别具新意。

    与以上两问题相关联，在国家治理方面，作者提出了隋唐时期“君臣共治”的问题。作者认为，由于受“民本主义”思想的指导，唐政府的理国，不是由皇帝个人“独裁”，因此不能认为唐代中央集权制就是“皇帝专制”。基于民本主义的理念，唐朝实际实行的是“君臣共治”。“如果说民本主义是治国的指导思想，传之于前代儒家，而理政先要理官的思想，则是唐太宗将民本主义‘存于事业’，并‘以其事业存于制度’的创举。”作者通过具体史例的分析，认为隋唐时期朝廷的重大问题，多是在“君臣共治”前提下进行处理的，“集体宰相制所体现的‘君臣共治’模式的集权，为隋唐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结晶”。

    在“共治”模式下，“皇帝、宰相和御史形成一个更加密不可分的整体，犹如一驾马车，皇帝是驾驭力量，宰相与御史好比两个轮子，当其相互协调，配合默契时，皇权的作用就得到充分发挥，故而有利于中央集权体制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国家治理模式在世界史上属于首创”，应属“古代中国特色治理模式”。如果这一“君臣共治”的政体得到很好的维护，国家就会昌盛，如果受到破坏，国家就会走向衰亡。应当说，作者将笼统地一般地说中国历史上的“皇帝独裁制”与具体历史时期例如唐代出现的“君臣共治”模式加以区分，是比较客观的。

    此外，作者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改朝换代之政治文明法则”。以往我们往往从王朝腐败最终导致社会崩溃来说明改朝换代的必然，说明农民起义的正当性。作者却从另一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明确指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一个有启示意义的内容”即“虽然秦以下治国体制是中央集权，但其统治者并非完全由家族世袭。每当改朝换代，也有个别草莽英雄能成为新的统治者；正如科举制度下，一个寒门子弟可能凭借科举入仕而为宰相那样。过去总从消极因素方面寻找‘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的原因，而没有从这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改朝换代之政治文明法则去理解，实是可惜。也就是说，应付一个中央集权统治腐败的办法之一是改朝换代，换代的政局也许会四分五裂，但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文化、族群等凝固剂，会促成新的统一和强大”。

    作者对隋唐史研究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也提出新的看法。如隋唐史学界曾经热烈讨论过“均田制”问题，作者利用传世与出土文献，对学术界的定见进行了批评。他从新发现的《天一阁天圣令》中的唐代《田令》入手，从“均田制”命名之错、“均田制”破坏后庄园制兴起说之错、请田制取代“均田制”之错等多方面，指出了“均田制”研究中的诸多错误，主张用《田令》取代“均田制”的称谓。此书相关篇章，即是以《田令》为名的，这是目前隋唐史专著中，第一次用“田令”取代“均田制”的表述。

    该书内容上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注意从环境变化、科学技术等多角度来研究隋唐盛衰。作者根据竺可桢的研究，认为汉唐至五代（前206-960）处在温暖期—寒冷期的过渡时期。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温暖期对农业的发展比较有利。作者举出不少隋唐时期气候较暖的例证，“总的说，隋唐盛世有相当长的气候温暖期，所以农业有了较大发展，农业丰收又推动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隋唐时期，由于大部分时间属温暖期气候，降雨量较大，水资源充足。唐朝水情记录反映当时水资源相当丰富，干旱时期少于风调雨顺时期。温暖期气候，降雨量较大的又一个迹象是缘边生态环境有明显改善。作者举出夏州一带位于黄河河套之南的地区，受益于河水滋补，广袤沙漠地区居然水泊相望。而唐代最重要的农业成就即江淮水稻生产的发展也与气候有关。作者还根据德国研究人员格拉尔德·豪格发表的研究报告，注意到唐朝的衰落也与气候变迁等环境因素有关。

    除了对隋唐文明正面价值的肯定，作者也客观地批判了隋唐文明的一些负面内容。例如作者分析唐代党争，认为这种“党争”，“它流毒后世，自残文明风骨”。

    总之，我认为这是一部值得中国历史研究爱好者一读的史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