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中国考古学

    ■谢仁林

    中国现代考古学，肇始于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掘，至2021年整整100周年。《考古何为》是一部献给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力作，彰显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马克思主义特质，对提升中国考古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作者陈雍先生近半个世纪的考古实践和理论思考的总结，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考古学方法论的范式，也是其撰写学术性与普及性兼具的考古读物的有益尝试。

    在书中第五章，作者说道，“我在乡下时读了一些哲学书，如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在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又读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随后又说，“近年来，我研究考古学方法论和中国文明起源，感到过去读的书不够用，又重新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同时还看了几种版本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我深刻体会到，搞考古学研究需要多看理论书，尤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一方法论贯穿了这部著作始终。

    例如，作者通过探讨良渚文化所在社会及其蕴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辩证关系，对其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精彩的解读：“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构成良渚社会的经济基础。良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包括，以水利建设工程、古城建设工程、畜力犁耕水稻生产、玉石器生产代表的社会物质生产能力和水平。这些方面体现出，良渚社会生产资料占有与支配，生产资料占有者与生产者、分工不同的生产者在生产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换活动关系。良渚社会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两个部分。良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最重要的是以国王为首的官僚体系。男性良渚国王和辅政王产生于王族（或贵族）的两个父系家族，类似商王室的两个主要执政群轮流执政。良渚国王通过辅政王和职官、城郊社区首领、村落社区首领及各村落小头领组成的权力等级系统，统治良渚王国的城内社区、城郊社区和村落社区，并控制整个社会的经济与意识形态，用权力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得出“玉器造型艺术充分反映出巫觋形象与等级社会价值观以及分层宇宙观，这些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在第七章“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中，作者运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提出要将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有机结合，使考古成果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的文化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精神文化需要，指出“考古者不仅发现与研究考古遗产，而且保护考古遗产，保护考古遗产是考古者的历史责任”。

    作者还秉持“民族的即是世界的”辩证法理念，注意以世界的眼光研究和处理中国考古学中的具体问题。作者指出：“我国对考古发掘活动的管理，始于20世纪30年代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的时期，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建立在法律、法规和科学基础之上的保护管理体系，与国际社会关于考古遗产管理的原则、方法和主要内容基本一致。”在对天津大运河遗产的研究中，作者认为，“运河遗产在国际、国内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理事会、世界遗产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对于运河遗产都有密切关注和广泛研究。国际上对运河的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把运河遗产作为世界遗产研究，主要从科技历史角度来研究，研究成果体现在国际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于1996年制定的《国际运河遗迹清单》。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运河，突出了运河线路本身以及与其直接功能相关的构筑物和区域遗存。另一是把运河作为遗产廊道、文化线路来研究，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生态保护、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这样的研究是将历史、自然、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目的是更好地利用遗产。国际上这两种研究对于中国都是非常需要的，是做好大运河遗产调查和保护的理论支撑。一方面，大运河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就需要认真研究国际遗产组织关于运河遗产的相关理论、价值领域和评价标准。另一方面，要综合考虑运河遗产的保护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落实生态游憩功能，就需要认真研究遗产廊道、文化线路的理论。目前，需要全面调查采集天津大运河遗产信息，深入研究体现大运河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突出普遍价值。大运河是一种建筑整体、技术整体以及景观的杰出范例，是至今仍在使用的文化遗产，将它真实、完整地保存下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在第八章“学考古和用考古”部分，一个个科学、扎实的考古报告，无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创新与运用，揭示了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内涵、过程和实质。

    纵观全书，作者广征博引，结合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史上诸位先学的探索历程和其自身数十载的田野考古实践与思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深入阐述了中国考古学理论结构、考古学研究取向和研究模式、考古学指导思想和思维方法，丰富了中国特色考古学的理论体系。而这，正是作者在 “开头的话”里说的“中国特色考古学是什么”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