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知录》我们还能知道什么

    ■栾保群

    顾炎武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被称为清学开山之祖，著作等身，《日知录》是他的代表作，凝聚三十年学术精粹。作为清人认同的“本朝朴学大师”，顾炎武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在清代前期、中期、后期不断提升，在儒学和经济两方面均得到充分肯定。作为古代科学治学方法的典型和具有浓郁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顾炎武在民国间备受推崇。作为中国17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的人物，顾炎武研究在建国以后从未中断。黄汝成所作《日知录集释》问世于190年前，迄今仍然是阅读《日知录》的最佳版本，道光以后有多种重刻本，近年有多种整理本。《日知录》是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学者震于其名，舌挢不下，影响之大，超越群伦。《日知录》得名于《论语》，意为“日有所知”，那么，关于《日知录》我们还能知道什么？

    最近十余年间，张京华出版了三本关于《日知录》的著作。2011年出版《日知录校释》，第一次将张继旧藏原抄本引进大陆。2021年出版《抄本日知录校注》，第一次将北大馆藏清抄本公之于世。2022年12月《顾炎武与〈日知录〉研究》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问世。此外，2022年8月张继旧藏《原钞本顾亭林日知录》高清扫描彩色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也由张京华撰写《前言》。

    《日知录》产生于明清鼎革之际，其撰著过程漫长而曲折。《日知录》是顾炎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抄录、增补、评断、分类、截取、誊写、传抄的累积成果。《日知录》在形态上有稿本、抄本、刻本之别；在篇卷上有八卷本、三十二卷本之别；在文本上有删改本、节选本、批校本、集释本、附录本（如《谲觚十事》）、补编本（如《日知录之余》）之别。《日知录》八卷本的早印本仅国家图书馆藏有孤本，《日知录》八卷本的稿本沉睡于北大图书馆多年，《日知录》的原抄本被携至台湾，私家收藏经65年之久，大陆无人目睹。《日知录》一书在作者撰著、版本形态、文献典藏上，都存在异常复杂的状况。

    《日知录》的重要版本，首先有《日知录》的八卷本，包括北大图书馆馆藏八卷残稿本和符山堂八卷刊本的早印本与再印本，计三种。其次有《日知录》的三十二卷清抄本，包括北大馆馆藏清抄本、张继旧藏原抄本、陈垣旧藏清抄本、民国间山东省立图书馆馆藏清抄本，计四种。再次有《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的刊本，包括遂初堂刊本和经义斋刊本，以及乾隆癸丑重镌本、乾隆乙卯新镌本和锦江书院重刻本，计五种。再次有《日知录》的清人批校本，包括何焯、陈訏、张惟赤、杨瑄、阎若璩、杨名宁、孙泷、李富孙、丁晏、丁寿昌、汪椿、吴玉搢、沈维鐈、沈彤、杨沂孙、李廷棨、陈澧、江标等，计二十余种。再次有《四库全书》本，包括文渊阁抽毁余稿本、文渊阁本、文澜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计五种。最后有黄汝成西谿草庐《集释》本，以及《集释》本的共计八种以上的翻刻本。

    此外，《左传杜解补正》是《日知录》相关条目的单行本，《皇清经解》本《日知录》是其经部的两卷节本，《古今图书集成》摘录《日知录》345条，《皇朝经世文编》摘录《日知录》192条，可谓《日知录》的摘录本。《日知录》又有黄汝成《刊误》《续刊误》、李遇孙《续补正》、丁晏《校正》、俞樾《小笺》、潘承弼《补校》、黄侃《校记》、张继《校记》、徐文珊《校记补》等。

    总括《日知录》一书的版本源流，依次经历了顾炎武稿本、符山堂八卷刻本、清初三十二卷旧抄本、遂初堂三十二卷刻本、《四库全书》本、黄汝成《集释》本，共六种形态。王欣夫说《日知录》博大精微，“故承学嗜古之士，莫不人手一编，钻研之余，各有撰述”。黄汝成说《日知录》“几无异汉唐时，诸经史训解为专门学也”。《日知录》自康熙九年（1670）初刻以来350余年，实际上已形成了专门的“日知录学”。

    最近十余年学术界关于《日知录》的研究盛极一时，但尚只集中在《日知录集释》一种形态上，对于其他五种形态基本上还没有触碰。整体上看尚未达到“版本学”的层面。张京华的几本著作首次提出《日知录》的文献版本学研究，首次将《日知录》的研究引入版本学的领域。

    张京华曾获见北大图书馆馆藏《日知录》稿本，又获见公私所藏三种清抄本，又见上海图书馆所藏黄侃《日知录校记》稿本，又通过国家图书馆数据库获见《日知录》八卷本的早印本、再印本和四种清人批校本，又次第搜罗遂初堂、经义斋、乙卯新镌、锦江书院、西谿草庐《集释》本以下刊本十余部。在目验诸多《日知录》版本的基础上，张京华作出了“《日知录》版本总表”和“《日知录》版本形态谱系图”，发现了鉴定《日知录》版本的“墨丁比对法”，提出了“日知录体系”“日知录学史”的新概念。

    墨丁是木板原状未刻的空缺字，墨围是删削的空缺字。在清初文字狱背景下，墨丁和墨围通常表示避讳字。在失去内封牌记的情况下，可以比对《日知录》刊本中的墨丁墨围，鉴定刊本的版本归属。

    譬如，遂初堂刊本《日知录》Ⅰ型卷十八“科场禁约”条第一行“万历三十一年某月”，“某”是一处墨丁■，Ⅱ型填写作“六”，经义斋刊本作墨围□，乾隆癸丑重镌本与锦江书院重刻本也作墨围□，乾隆乙卯新镌本误刻作“曰”，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作“三”，北大馆藏清抄本与张继旧藏原抄本此条在卷二十，均作空格。总共有六种样式。（而实际上据冯琦《宗伯集》和《明实录》此句当作万历三十年三月。）由于《日知录》多种版本的行格均相似，都是每半页11行，每行22字，使用“墨丁比对法”即可以便捷地判断其版本归属。

    “墨丁比对法”对于鉴定遂初堂本《亭林诗集》的康熙版、乾隆版和嘉庆本，也同样适用。

    张京华的《日知录》研究意义重大。通过对《日知录》的版本学研究，可以获得有关《日知录》的文本、撰著、刊刻、流传的比较客观的了解，同时也获得对于作者本意的更加真实的诠释，进而真正达到“史源学”“语源学”的学术目标。在梳理了《日知录》文献版本的六种形态之后，则可以启动“《日知录》学史”的研究，考察《日知录》的版本源流、语境变迁和观念演变。在“《日知录》学史”研究之后，进而可以启动《日知录》的汇校汇注汇评工作，与此同时建立《日知录》数据库，包括全文检索、版本图像检索、背景文献检索三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