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赤诚之心 寻自传之本

    ■杨一鸣 王洪岳

    《20世纪中西自传理论的话语模式研究》（以下简称《自传理论》）是王成军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自传理论的最新著作。他以赤诚之心对待自传研究和人生，通过自己的潜心研究，努力寻找并力图填补传记理论研究的某些空白，并提出自己的自传理论话语模式。

    王成军将西方自传理论的研究分为古典话语模式、现代话语模式、后现代话语模式，并选取茨威格、勒热讷、萨特、纳博科夫、罗兰·巴特等人经典的自传和自传理论作为范例进行阐释和分析，以历史上的理论家及其著作为线索，串联起有关自传理论的各个方面。

    自传理论的发展和其他文体一样，经历着建构与解构，存在着一个不断纠偏的过程。在以茨威格、莫洛亚等人为代表的的古典话语时期，自传的艺术美学价值逐渐得到了肯定，他们认为自传表现了人内心的无限和灵魂的宇宙。同时，他们也对自传进行了反思。如莫洛亚提出了“自传的六宗罪”，古斯塔夫提出了“自传的局限和条件”，这些理论对我们反思20世纪西方自传话语模式颇有帮助。而到了勒热讷，自传理论有了更为清晰的理论架构，他为自传文类正名，为自传文体立法，提出了“自传契约”的概念及理论。勒热讷认为自传是一种建立在作者和读者彼此信任基础上的文体，这是小说和自传的不同之处。而作为小说家和批评家的罗伯-格里耶对这一理论进行质疑和挑战，提出了“新自传契约”理论，认为作者不必向读者保证自己所说的是真的，相反地，作者可以公开宣布自己自传中存有虚构成分且以此为荣。对此，王成军在《论“新自传契约”自传理论话语模式的文体学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中，鲜明地指出了二者的差别，他认为“新自传契约”理论话语模式更能展示自传的文类本质属性，因为它不固步自封其纪实边界，更不惜借助小说的虚构来揭示自我的真实；而勒热纳的“自传契约”理论话语模式仅仅是从伦理层面强调了作者的真诚。现代话语模式下的自传有了不同于往日的形式，被时代赋予了更加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如萨特、纳博科夫、罗兰·巴特等人的自传作品不同于传统自传平铺直叙的写作特点，转而通过碎片化、跳跃回忆等方式来对自己的生平进行叙述。支离破碎的形式使先前理论所建构的“自传契约”“新自传契约”所强调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不复存在，由此，自传的书写和研究进入了后现代的“无自传契约”时期。如罗兰·巴特的自传，他的自传是一个被剥夺“生平”与“故事”的生平故事，他有意地让自我主体退隐甚至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和作者之间就毫无契约可言。

    理论发展的脉络是《自传理论》直接呈现出来的，除此之外，其字里行间还有着对自传理论基本问题的解答等待读者去发现，如自传的真实性和虚构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期以来在自传理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在人们对自传文体了解甚少的时期，自传被看做是传主生平的记录，是“透明的知识容器”，人们将其中的内容看做是完全真实的，自传在这时就起到了历史文献的作用。可是在后世的研究中发现，一些历来被认为是优秀的自传作品，特别是以卢梭为代表的经典自传，已被证明存在着大量的虚构或谎言，这使得人们对自传的真实性产生质疑。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也就因此构成了自传的悖论，成为自传批评的内在矛盾。以至于，后代的种种自传理论都始终绕不开这个话题。对自传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关系的探讨也贯穿了整本著作，通过阅读此著作，不难发现王成军已经对这一问题的发展演变有了非常详尽且清晰的认识。他在论述纳博科夫的一章中写道：“也许人类存在就是确定性内容与不稳定的形态的交汇。”这句话实则可以作为解释自传中真实性与虚构性的钥匙，其中所说的确定性内容就是自传中真实性的体现，即自传展现传主的真实生活；而不稳定的形态则指的是自传中虚构的部分。正是真实和虚构二者的共同作用，才形成了自传。王成军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理论，他亦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传理论批评话语模式。该著从而构成了中西自传理论话语的不断驳辨和相互回应。在《建构论：以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为代表》一章中，他引用赵白生的观点——“不应当只看重历史学家的搜求考证资料的功夫，而忽略传记作家点铁成金的写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传记事实的发掘和打磨无疑是关键的一环”。赵白生的认识为人们理解自传理论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视角。王成军是基本认同赵白生的观点的。他们均认为，传记（包括自传）既不是纯粹的历史，也不完全是文学性虚构，它应该是一种综合，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

    在西方自传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理论家们回答着什么是自传，自传有何条件和局限，自传的文化意义和动机等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逐步构成了人们对自传的初步理解。从“自传契约”到“新自传契约”再到“无自传契约”，自传理论的发展符合各个时期人们对自传的认识，王成军将其精心整理和分析。这是西方自传理论话语在中国较为详细和系统梳理总结的一个难得的文本。

    除了充实且专业的理论探讨，《自传理论》还体现了自传的另一个特点，即自传的人文主义特质。在该著中，有关自传人文主义特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批评论：以梁庆标〈当代西方自传批评辨析〉为代表》以及《余论：20世纪西方自传理论话语模式之反思》两章中，作者专门指出自传的人本主义不容抹杀，研究传记的意义在于了解人，关注个体的人的价值，体现对个体、人性的充分尊重。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典论·论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文章（文学）的流传是无限的。这可能也是许多人选择写作自传的原因，自传使可朽的人拥有了不朽的性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宇宙万物都就具有绵延的性质，认为世界不断绵延的原因就在于过去通过回忆的方式不断地进入现实世界，产生新的事物，这样每个时刻世界都是完全崭新的。人生当然也是如此，人们通过写自传不断回忆自己已经逝去的时光，在回忆之中，落笔之时，过去、现在、未来相互渗透，不断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绵不断的时光河流。写一首诗、写一篇文章、写一部著作都可以使自己的生命得到不断的绵延，或许这就是自传人文主义特质的体现。

    “理论总是灰色的，只有创作才会万古常青。”在《自传理论》的最后，王成军选择写一篇关于自己的自传，回归自传之实，用一篇真实的、诚恳的、有温度的自传来为自己的这本著作收尾，让理论与情感在 此刻相互交融，让读者在收获理论的同时，对作者所言的自传的人文主义特质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悟。

    王成军教授在《自传理论》中体现了作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双重角色。他梳理并剖析自传理论发展的脉络，总结阐述五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传理论批评话语，直面20世纪后期以来学术界对自传理论的多方面质疑和解构，对20世纪中西方各种反自传批评话语进行反思，总结出自传理论话语模式所面临的四大困境并为人们更好理解和辨清自传的性质和当下处境提供了思路，为中外自传理论的研究带来震撼式的丰富信息，起着填补20世纪自传理论批评话语的缺憾的学术作用，对自传理论的研究有着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