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衣魔笛手》：关于传说的祛魅与赋魅

    ■王幸逸

    与童话、传奇等纯粹的虚构故事有本质不同，传说源自历史事实，并经过社会历史发展和信息流变过程最终形成。传说的重要特点在于其演化性和可破译性。就演化性而言，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可以演化成数个传说，而庶民的思维结构和生活世界，则是历史事件向传说演化的重要场域，每一种传说的演变过程都展示了特定时代、特定条件下的庶民思维与生活世界。而通过综合多种传说版本，考辨其共同的历史核心，就有可能以历史科学的方式，破译作为其源头的独一种历史事实。此为传说的可破译性。当然，作者也自反性地提出，传说的可破译性，或许也是我们这个理性时代的“传说”：“传说是民众与世界的羁绊，而学问是我们和世界联系的表现，这里没有本质差别。”

    在《花衣魔笛手：传说背后的欧洲中世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中，阿部谨也先通过史料爬梳的方式，考证作为“吹笛人”传说核心的历史事件究竟如何。通过文献考溯，作者指出，该传说的超自然要素往往是近现代的附加，而记载传说原型事件的三份中世纪史料，均以纪实报告的方式记录，可见“传说这一事物，越接近构成其开端的历史性事件，就越显露出单纯朴素的形式”。

    由三份史料的共同要素，作者得以确定事件的时间地点——1284年6月26日（即圣约翰与圣保罗日）的哈默尔恩市，但关于孩子们失踪原因的记载则付诸阙如。围绕该原因，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大致可以举出“儿童十字军”“被野兽咬死”“作为犹太教仪式祭品被杀死”“被修士诱拐到修道院”“死于1260年的泽德门德之战”“源自骷髅之舞的描述”“移民东德”等诸多假说。

    作者认为，要分析这些假说，必须先对形成传说的历史、地理与社会环境充分了解，因此他以约1430-1450年完成的吕讷堡抄本为基础，首先考察哈默尔恩市1284年到1430-1450年间的发展史，勾勒其如何从教区修道院变成以埃弗斯坦家族为中心的商人、地主自治城市，再经过泽德门德之战沦为受韦尔夫家族统治的邦国城市。泽德门德之战奠定了哈默尔恩市数百年的政治地位，其具备的历史意义和强烈情感能量，与18～19世纪德国解放战争与寻求统一的特定氛围结合，共同帮助构成“死于1260年的泽德门德之战”的原因假说。这也被用来解释为何吕讷堡抄本缺少对失踪原因的记载：抄本成书时，新的社会秩序已经稳固，历史叙述必须淡化旧有历史事件的对立色彩。

    上述假说关注哈默尔恩市的历史，以其为传说生成流变的核心视角。沃尔夫冈·维恩的“移民东德”假说，则将重心放在失踪的孩子那边。从历史趋势看，12～13世纪的社会激变，引起了被称为“日耳曼东扩”的移民潮，这与传说核心的历史事件处于同一时段。维恩指出，吹笛人美丽的花衣形象，和流浪艺人实际的褴褛状出入甚大，应视为对历史事件的传说化。他提供的破译思路是：花衣吹笛人实际上是贵族的移民代理人，他诱惑年轻人随他去贵族的殖民区，宣传移民的好处，因此在传说化当中，吹笛人具备了贵族形象中的美丽长发、花衣服饰等元素。顺着这一思路，他逐渐勾勒出该传说的历史事件核心：在1284年6月26日，举行过集体婚礼的65对青年男女，在移民宣传员带领下向东出发，前往遥远的特兰西瓦尼亚。这些出身卑微的青年聚居城东南，解释了传说记载的出城路线。对哈默尔恩市民来说，这些青年所去之处非常陌生，因此最终忘却其所向，而被视为“失踪”。这次移民的数量在当时极其罕见，因此广为流传并得到传说化。作者认为，尽管存在诸多可质疑处，但移民假说至为宝贵的地方在于“超越了逻辑性的弱点，带有诉诸人心的内容。……构成这一假说的每一幕都拥有唤起人心中某种画面的力量，它在这则传说中的无关支出触及了‘人的命运’”。换言之，这不是单纯的冷酷推理，而是有旺盛生命力的学术研究。这种带有人文想象力的研究思路，和维恩切身相关，他和许多东德人的祖先，都来自他所关注的那批移民潮。“维恩的背后有着相同命运的数百万德意志人的悲泣与希望。这些悲泣与希望把过去变成了现在，把传说当成历史事实，把现实拥入梦中。于是，这则‘传说’也成为与他们现在‘世界’的关联。在这一点上，这仍然是‘学问’。维恩理论的魅力也完全就在此处。”阿部谨也对维恩的赞扬，也寄托他兼顾事件真实和情感真实的传说研究态度。

    在对吹笛人传说进行演化假设和历史祛魅后，作者尝试把握“吹笛人”在民众世界的情感原型。1553年的一份泽洛斯日记，记载了当时哈默尔恩市的吹笛人传说，它与彼时民众的不幸生活构成心灵的共振。区别于中世纪史料中那个日常的吹笛人，传说里神秘、非日常的吹笛人形象，是民众投射现世生活的恐惧的对象。这体现当时民众前基督教的心灵世界，恐惧心态在当时如此普遍，以至于哈默尔恩的不幸事件，转化为普遍的恐怖传说。市政府和教会利用自身权威和印刷媒体，将吹笛人描述为“恶魔”，试图为民众对苦难生活的恐惧打上神罚烙印，以强制民众遵守基督教式的日常规范。约1565年成书的《席莫伯爵编年史》首次赋予吹笛人以“捕鼠人”身份，与彼时鼠疫横行、城市金钱原则崛起的历史背景相关。作者认为，市民拒绝支付捕鼠人报酬，不仅出于城市共同体对外邦人的歧视，也基于新兴工作伦理，表现了合理、祛魅的市民世界对魔法咒术的排斥。哈默尔恩市民对执政者的怨怼，也可能被转化为传说中捕鼠人对城市负信的愤怒和复仇。

    将传说与真实二元对立，借理性的旗帜片面将传说贬低为非理性，是启蒙主义的传说研究者容易持有的立场。在这种立场下，研究者只偏重对传说进行祛魅，探勘传说中的真实因素，将其中的非理性因素视为可笑、无价值的存在而轻易舍弃。作者吸收这种研究对历史特殊性的严谨态度，同时避其褊狭，兼采浪漫主义民俗学研究方法，关注传说中所蕴含民众的普遍性心灵因素。

    阿部谨也的传说研究，不仅以祛魅的方式尝试还原欧洲中世纪社会样貌，还通过考证民众将历史事件传说化的赋魅过程，贴近了民众的心灵世界。具体的历史事件鲜有人知，而其转化的传说却流传千年、跨越万里，依然能够触人心弦，所依靠的，正是人类心灵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