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音乐雅俗流变如何影响了诗歌的发展

    从任中敏先生开创“唐艺学”，至其弟子王小盾教授与李昌集教授，唐代音乐文艺学研究取得了坚实的研究成果，并将“唐艺学”的学术思想贯通到相关研究中。柏红秀教授作为任中敏先生“唐艺学”的继承者和发扬人，在唐代音乐文学研究领域开辟出自己的一方天地。从《唐代宫廷音乐文艺研究》开始，柏教授便着力于唐代音乐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随着文献资料库的不断完善，研究视角的创新与研究深度的不断提升，先后完成《音乐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音乐文化与盛唐诗歌研究》等学术成果，建立起唐代音乐文化与文学研究的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与成熟的研究理念。其新作《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研究》以独特的研究视角进一步深化了唐代音乐与文学关系的断代研究。

    历史上雅俗之辩源远流长，在不同领域产生了各自的观点，尤其在文学艺术领域得到纷呈的讨论。《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研究》则将音乐历史上雅乐与俗乐的性质特点进行对比，从音乐使命、首要功能与审美风格三个方面明确了雅乐与俗乐的区别，提出雅乐与俗乐的区别不仅在音乐作品的内容，更与其所承载的功能、演奏场合、表演规模、乐律使用、审美特质与表演者的来源等密切相关。在雅乐与俗乐的辨别基础上，柏教授明晰了二者在唐代此消彼长的发展历程，并从中窥探出影响中唐诗歌创作新变的因素。同时，音乐雅俗流变的研究视角是柏教授对前期成果的整合与再创新，是在把握唐代音乐发展流变与诗歌整体发展特点的基础上作出的具有全局性与发展性的创新研究。

    本书在音乐文化视域下将音乐的雅、俗之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之新“变”相结合，探究了中唐诗歌创作新变的原因。中唐诗歌新变原因的已有研究涉及政治、思想、文人与文人心态等方面，相对而言，较少从音乐与诗歌关系角度切入展开探究。柏教授深入考察雅乐与俗乐的“变”包括音乐机构、乐人队伍与音乐演奏等方面，与诗歌创作之“变”包括创作主体、创作内容与审美意识等方面的关系。柏教授提出，受音乐雅俗流变的影响，中唐诗歌创作队伍构成空前丰富，士人尤其底层文士成为宴会诗歌的创作主体，创作内容生活化、细腻化并带来音乐诗题材的丰富与审美意识的变化。

    本书的研究理路具有思辨的特点，并体现了整体与辩证发展的学术视野。柏教授着眼于音乐在中国文化与文学史上的雅与俗的发展变化历程，具有全局观念；将中唐诗歌创作的变化与特点置于与其密切相关的音乐雅、俗的流动变化中，具有辩证发展的研究视野。书中考察唐代雅乐与俗乐的消长，认为发展至中唐，俗乐明显超过雅乐，呈现出整体繁荣的趋势，助长了宴乐风气的兴盛，宴乐之风的兴盛又直接培育了中唐诗歌创作新变的温床，而文人主动参与宴乐活动带来诗歌创作主体、创作内容与诗歌审美意识方面的新变。雅乐、俗乐的流变、宴乐之风与诗歌创作的变化三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思路非常清晰。书中在音乐的雅俗之变与诗歌之变的交叉研究过程中对宴乐风气的考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唐宴乐之风不仅是俗乐发展繁荣的表现和产物，更是催生中唐宴乐诗歌的重要场域，它把乐人与诗人聚合在一起，有了这种交集和聚合，音乐和诗歌才得以演唱、创作，众多的聚合带来质的变化，即中唐诗歌创作的新变。因而宴乐之风是音乐雅俗流变与诗歌创作新变间的联络介质，对清晰音乐之变与诗歌之变的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书中对雅乐、俗乐与诗歌创作的研究均基于对前代基本情况的把握与对比的基础上，因而得出的观点与结论是全面可靠的，而非片面性的。

    人文学科领域研究工作的价值在于打通时空的阻隔，实现人文的交流沟通，在古与今的对话中回看人类的历史成长。柏教授长期从事音乐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工作，关注中国音乐文化与诗歌的历史发展轨迹，不但展现了唐代音乐文艺的历史风貌，而且在唐代文化与世情的沟通中呈现了音乐文化与人与文学的互动成长关系。书中大量详实的文献是论证观点的史料，更是柏教授对音乐文化的承传。柏教授爬梳了唐代雅乐与俗乐的发展，包含发展的历程、特点、原因及其表现等方面，展现了唐代音乐文化的兴盛。柏教授在雅乐与俗乐的此消彼长中关注乐人地位的变化；在宴乐之风的兴盛中注意到士人参与诗歌时主动与被动的创作态度；在诗歌内容的变化中注意到士人情思与情趣的倾注、士人对乐人情感与精神世界的关注等。这些细腻情感变化的发现是柏教授真正走进诗歌，感悟时代变化与世人心态变化的研究结果。

    中国文学史的进化路径与音乐的历史发展相一致，音乐的发展影响了文学史的演进，从诗歌的发展情况来看，唐代音乐的繁荣在创作、审美等多个层面影响了诗歌的发展。《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研究》围绕中国文学发展史中音乐与诗歌的内在联系，从音乐雅俗流变视角切入，并以宴乐风气为联结点，考察中唐诗歌的创作新变，呈现了中唐诗歌创作与音乐雅俗流变的历史互动，深入、细化有关中唐诗歌创作新变原因的探究，对于推进唐代音乐与文学交叉研究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