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首部阶段性的整体性农书研究著作

    ■李昕升 朱艳梅

    长时期以来，虽有以农书视角梳理各时期农学发展概貌的著作，但有关宋代农书研究，仅对几种重要的农书进行了一定的考证；阶段性农书的整体性研究仅有零星的硕博论文，多以明清农书为主要研究对象。近日邱志诚先生《宋代农书研究》的出版，改变了这种面貌。

    邱氏《宋代农书研究》不仅对宋代255本农书做单独的考证，更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农学，重新考辨农书分类标准，考证宋代农书激增的原因，梳理不同研究范式的兴起嬗代，分析宋代农书的时空分布、传播方式，思考宋代农书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堪为阶段性的整体性农书研究的典范。

    一

    《宋代农书研究》分为十四章。绪论部分总体探讨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中国传统农学的涵义及传统农书分类。二是回顾了不同时期研究范式的形成与更迭。

    第一章论述宋代农书激增的状况与原因。宋代较唐代增加了两百多本农书，这与宋代人口激增、人地矛盾突出、政府重视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宋代教育发展、宋人创新意识强烈有关。

    第二章至第十章，整理并研究了宋代255种农书，综合了数种传统农书的分类方法，将宋代农书分为九类，作九章分述。综合性农书54种，其中通论类18种，时令、占候类21种，方物、类书类15种；耕作、农具、农田水利类农书10种，其中耕作、农具类2种，农田水利类8种；作物类农书38种，其中粮食作物类2种，经济作物类8种，茶书类28种；蚕桑类农书5种；园艺类农书58种，其中花谱类45种，果谱类9种，蔬菜类4种；畜牧类农书35种，其中饲育类15种，兽医类12种，相畜类8种；水产类农书3种；食品加工类农书40种，其中食谱食疗类31种，酿造类9种；灾害防治类农书12种，其中病虫防治类5种，救荒类5种。邱氏对于以上255种宋代农书的研究，以文献学研究范式为主，农学研究范式为辅，对农书的卷数、著录情况、作者生平、内容、版本、存佚情况等一一考证，透显出不同阶段、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宋代农书的基本面貌。

    第十一章单列中国古代首部记载南方水田耕作技术的陈旉《农书》，着重考订了陈旉生平、《农书》的版本与流传，分析了《农书》的内容与重大贡献。

    第十二章是对宋代农书的时空分布、传播方式与农业发展的研究。宋代农书传播以官刻、私刻、抄本、揭榜、口头宣讲、辑入他书六种方式为主，经传播后，伴随着新物种引进、虫害防治方法传播，宋代农业进一步稳产丰产；劝农文、农器类农书、园艺类农书、经济作物类农书激增，持续推动了南方地区先进农作技术、先进农业生产工具、园艺经济、经济作物产业的推广与发展。

    第十三章至第十四章是宋代农书对后世农书与东亚文化圈的影响研究。以《农桑辑要》《王祯农书》为例，分析了宋代农书对元代农书的影响，认为元代农书中的大量内容都是引用、承袭于宋金农书。到了明清，随着农学在内的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不断传入，使包括宋代农书在内的传统农学的影响也随之削弱；后因为政策原因，西方科技被禁止传入中国，反之中国传统农学的作用又自然增强。对于东亚文化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高丽、日本两国。高丽、日本前期在农书创作上多承袭、借鉴中国传统农书特别是宋金农书。随着研究的深入，东亚各国在中国传统农书的基础上，逐渐整合与融汇、创新与发展，走上了本地化独立发展道路。

    本书附录部分对《中国农学书录》《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中误收、失收的宋代农书详加考辨与整理。邱氏对于所录255种宋代农书的考证，既是对以往农书目录的补充，也再一次摸清了宋代农书的家底，谱写了全面、全新的宋代农书体系。

    《宋代农书研究》洋洋洒洒八十余万字，不仅对宋代255本农书做单独的考证，更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农学，重新梳理了农书分类标准——兼顾现代农学学科的系统性与中国传统农学发展实际；从政府重视、创新意识层面，考证了宋代农书激增的原因；从中国传统农书研究的起步、兴起、停滞、复兴四个阶段，梳理了不同研究范式的兴起嬗代；从帝王政策与区域农业经济，分析了宋代农书的时空分布与农业发展；从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架构起宋代农业发展的新面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思考了宋代农书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

    二

    在此之前，对于农书研究范式也有少量文章可见。如葛小寒将其概括为“科学技术史——社会经济史——知识史”，“粗线条”地勾勒出了古农书研究的范式转移（葛小寒：《文献、史料与知识——古农书研究的范式及其转向》，《中国农史》2019年第2期，第12页）。该文将20世纪农书研究主要概括为“科学技术史”范式；21世纪伊始，农书研究逐渐向“社会经济史”转移；近年来，农书研究大有向物质文化史、知识史转向的趋势。

    邱氏《研究》绪论部分第二节“范式转移：中国传统农书研究回顾与反思”中将20世纪以来农书研究的范式嬗变进行了梳理，将农书研究范式更迭与时代主题相呼应，其范式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传统农学在20世纪初就已经完成了现代转型，至此现代农学研究开始形成，20世纪头20年学界开始了农书目录学的工作，开创了文献学研究范式的现代农学研究，编撰农书类编，对农书的撰者、内容、版本、真伪、存佚等加以考订，校注、整理农书与农史资料。第二，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内，为响应“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号召，农学范式兴起，用现代农学理论与方法对传统农书加以研究，古为今用，使之为20世纪农业生产服务。这一阶段，文献学＋农学研究范式成为农书研究的主流。第三，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与民族自信的增强，研究农书中的传统文化，挖掘其潜在的价值取向成为研究重点与主题，经济史、社会史、环境史、灾害史、思想史等历史学研究范式层出不穷，农书研究呈现出多元格局，迎来了新的突破。新旧范式交替，由此推动了宋代传统农书研究的进展。

    三

    书中指出，宋代农书极具创新性，拥有很多“第一次”，而《研究》也是一部极具创新性的力作。

    首先，全面谱写了宋代农书体系。《研究》不仅整理、考察了宋代255种农书的基本情况，努力复原、补充了宋代农书体系，又将农书置于所处的大环境中详加分析，便于我们对农书更全面的理解。

    其次，宋代农书目录整理与分类渐趋完善。宋代农书的目录整理可见于《中国农学书录》《中国农业古籍目录》等农书目录专著。据统计，《中国农学书录》中著录宋代农书共115种，《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中共136种，而据邱氏的广泛搜寻，宋代农书数量已有255种（可能还有更多），较前期见于整理的农书，在数量上呈翻倍趋势。同时《研究》对于宋代农书目录的分类，在综合前人研究分类的基础上，兼顾了现代农学学科的系统性和中国传统农学实际发展的特殊性，将农书分为九类，形成了一套较为合理的分类体系。

    再次，重新审视了宋代农书在中国传统农学中的地位。学界普遍认为明清时期是传统农书的蓬发时期，对明清以前的农书多有忽略，而邱氏却提出“宋代农学是中国传统农学发展的高峰”，这一观点显然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但《研究》足以令人信服这一观点。诚如邱氏总结的宋代农书“内容分布广、新类型农书增多、农书类型数量增长、创新性成果多、撰著体例有新发展、日用类书型农书增多”，同时涌现出许多“第一”。宋代农书较前代有了重大发展，而对于元明清时期的农书创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最后，整体关怀与个体研究相结合的视角。《研究》既有微观分析（针对个体农书的研究），也具宏观视野（将农书整体研究置于整个社会环境中，考虑时代背景对农书创作的影响，同时兼顾国际背景，综合探讨农书创作的传播与影响）。以整体关怀视角，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史等角度，思考宋代农书的目录分类、时空分布、传播与影响，以及自20世纪以来，农书研究的范式转移。而单论255种农书时，仍以传统的文献学+农学为主的研究范式展开分析。

    《研究》是自现代农书研究开启以来，首部单论阶段性农书的整体研究与个体研究相结合的开山之作，将是任何研究农书的学者无法避之不谈的大作，必将对农史研究发挥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