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谱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大突破

    1934年，龙榆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中拈出“图谱之学”作为词学研究的骨干议题，迄今已过去89年。期间涌现出一些理论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数量不多，质量也有待提高。文献整理几乎停滞，词谱以影印本为多，整理本则基本阙如，严重制约了词谱研究的深入开展。有鉴于此，朱惠国教授以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为依托，组织专业团队，主编《词谱要籍整理与汇编》，计划将明清时期的重要词谱全部整理出来，从而推进词谱研究向纵深发展。《要籍》（第一辑）近期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凡七册，整理词谱要籍八种，包含张綖《诗馀图谱》、程明善《啸馀谱·诗馀谱》、吴绮《选声集》、赖以邠等《填词图谱》、吴绮、程洪《记红集》、李文林《诗馀协律》、许宝善《自怡轩词谱》、方成培《词榘》，扎实厚重，品类丰富，规模化地展示了团队的阶段性成果，堪称词谱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大突破，是词学研究界的一件大事。通而观之，《要籍》（第一辑）体现了词学“图谱之学”和“校勘之学”的综合运用和高度融合，是专门性词学文献整理和研究的优秀成果。

    首先其底本选择精当，其中稀见之本，尤为难能可贵。《要籍》（第一辑）在选择底本时，重视以原本即初刻本为底本，如《啸馀谱·诗馀谱》以万历己未程明善流云馆自刻本为底本，《填词图谱》以清康熙十八年刻《词学全书》本为底本，《记红集》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大来堂刻本为底本，皆是如此。尤其需要指出，《诗馀图谱》《词榘》采用的底本是极为珍稀的海内外孤本。《诗馀图谱》以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五年初刻本为底本，目前所知仅此一本存世。作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词谱，原本在流传过程中被多次重编，通行的是王象晋校订本，因被刻入毛晋《词苑英华》丛书而流布最广。王象晋本对原书多有删减，清代词学家多以之为准来论《诗馀图谱》，导致诸多误解，《四库总目提要》即以之为准。王象晋本删去了《凡例》中有关词体“婉约”“豪放”的论述，造成词学界长期以来对风格二元论的源头认识含混。上世纪80年代，唐圭璋托人到北京图书馆抄录明金鸾校订本《诗馀图谱凡例》，得到了“婉约”“豪放”说的确切源头，如获至宝。此次《诗馀图谱》整理直接以原刻本为底本，不仅卷首完整，在图谱和词例上也与张綖所编词谱原貌完全一致，解决了文献源头的关键问题。《词榘》现存程芷周藏方成培手稿本和吴锦舟誊抄本皆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由于博物馆不提供对外借阅服务，一直不为人所知。直至2007年鲍恒在《文学遗产》发表《方成培〈词榘〉稿本考略》一文，引起词学界兴趣，但难以借阅始终是无法克服的障碍。《要籍》（第一辑）此次重磅推出整理本，以手稿本为底本，将珍本秘籍公布天下，必能推进对晚清词谱研究的深入开展。

    其次是体例统一，遵循词谱文献的特殊性，多从底本，保留文献的历史原貌。词谱与一般的词籍不同，其主体内容包含“图谱”“例词”和“附注”等项，尤其是“图谱”显示编者对格律的认知判断，整理者不能按一般的校勘方法予以改动。即便是“例词”，也不能以别集、总集去予以校正，这样会导致“例词”与“图谱”不能对应的情况。明清词谱的编者限于文献条件，其所据的词籍版本难以保证皆为善本，所以多有舛误。但这是历史形成的，体现词谱编纂由粗转精、由率意到审慎的发展过程，对于已经定型的词谱文献不能以校正文献错误为首要任务，而应尽量保留文献原貌，这是词谱文献的特殊性决定的。在光绪二年刊行的《校刊词律》里，杜文澜对万树《词律》做了较多的校改，破坏了原书面貌，即是无视词谱特殊性而妄加整理的失败案例。与此相反，《要籍》（第一辑）在整理体例上明确了“多从底本”的原则，就完全符合词谱文献整理的要求。如《诗馀图谱整理说明》：“对于图谱标注和例词文字的校勘，皆谨遵原本，不做臆改，以更好地保存原貌。”《啸馀谱·诗馀谱整理说明》：“对图谱体例谨遵原本。”《自怡轩词谱整理说明》：“原书所选例词，文字或与通行文本不同，凡属版本异文者，不校改，亦不出校记，若系明显误刻，为保存原貌，亦不校改，惟略加说明。”诸如此类，都是充分考虑到词谱文献的特点，以保留文献的历史原貌为优先原则。

    再次是校勘精审，科学性强。“多从原本”，并不意味着《要籍》（第一辑）在校勘上无所建树，各书在正文保留原貌的同时，积极用“校记”“注释”等方式呈现其校勘成果，体现出十分精审的校勘过程，保证了丛书的科学性。如《诗馀图谱》以原刻本为底本，并以金鸾校订本、谢天瑞新镌本、游元泾增正本、王象晋校订本四种予以汇校，各本正误异同，校记皆为列举；还用各名家词别集及唐宋词选本予以参校，用到了明清至民国间重要的词籍丛刻以及今人所编全集，脚注之中，备列其详，其校勘之精，可见一斑。如《填词图谱》在底本之外，用致和堂刻本、木石山房石印本参校，又原书例词选择，多源自选本，词人朝代跨越唐宋明清，对所据文献本身缺乏校订，存在例词之调与所列之调不合、作者署名存在歧异、文字错谬等种种问题，整理者均据今人编校之词总集予以校勘，以脚注标明。

    最后是体现词学研究的专业性，代表了当前词谱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学术水平。“图谱之学”是专门之学，做词谱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需要具备词学、音韵学、校勘学、目录学乃至音乐学的相关知识，综合运用，始能胜任愉快。《要籍》（第一辑）的学术团队既有词学界成绩斐然的多位专家，如刘尊明、鲍恒、余意、陈雪军等，也有年富力强的青年学者，如欧阳明亮、王延鹏等。老中青结合的学术团队集数年之功，专力于词谱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如今推出系列成果，基于对词谱文献特殊性的共同认知，保存文献原始面貌，除明显误刻之外，对调名、分段、句读、叶韵等失误处不做改正，而在校记和脚注中予以说明，为学界提供了原汁原味的词谱文献，并以精审的校勘保证了整理成果的科学性。如《诗馀图谱》于《八声甘州》一调，以苏轼词为例，起句张綖断为“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整理者校记：“《词律》卷一、《词谱》卷二十五所列此调正体皆作八字一句，异体或有于首五字为句者。”对张綖首句断句有所质疑，依《词律》《词谱》，当断为“有情风万里卷潮来”。又如《双双燕》下片首句，张綖断为“芳径芹泥雨润”，校记：“《词律》卷十四、《词谱》皆作二言一句、四言一句，于‘径’字注叶韵，乃句中藏短韵。”按《词律》《词谱》，该句断为“芳径。芹泥雨润。”整理者认为张綖断句有其合理性，但漏注了句中韵；《词律》《词谱》虽注出了韵脚，但却截断了文气，应以句中藏短韵为是。这一判断凝萃了整理者对于词体格律的深入思考，其专业性之强，可谓深入词体内部的细微之处。因此，《要籍》（第一辑）在词谱文献整理方面既是开山之作，同时也代表了当前词学界在词谱研究方面的学术水平，称其为词谱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大突破，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毫不为过的。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