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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12月21日 星期三

    《回向文学研究》前言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12月21日   10 版)

        《回向文学研究》,张伯伟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12月第一版,198.00元

        ■张伯伟

        回向? 为何不是回归或回到? 有人问。是的,本书要谈的不是一个带着怀旧或感伤情绪的问题,所以不须回归;也不是一个已经处于完成时态的话语,所以无从回到。回向,仅仅意味着要将思考的重心、凝视的目光作一个方向性的转移。转移需要一个立足点,我认为它应该是十字路口:从纵向看,是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汇中的现代学术;从横向看,是当今世界的主潮——全球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书四辑内容,就是在这个立足点上所见所思的结果。

        第一辑“别裁伪体亲风雅”,语出杜甫《戏为六绝句》,重心落在“亲风雅”,故用以“致敬前辈”。这是对百年学术史的观察和思考,其中加以肯定的,都是在保持了批判的距离予以审视后得出的认识,即便涉及自己平生景仰的学者,也没有阿其所好。英国学者贡布里希(E. H. Gombrich)曾经写过一本《敬献集》(Tributes),用来表彰西方文化传统的阐释者,他们在其卓越的学术活动中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相对而言,中国文化也有自身的人文传统,在古老的《周易》一书中就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如果注意到这段“彖辞”属于“贲卦”(下离☲上艮☶),它的关键词就应该是“火”和“止”。文明社会的根本在于拥有制度和礼仪,通过教育使人懂得在何种场合下要“止”,这就是“人文”,而不是像野蛮社会或者动物世界,起居动静都凭着本能的食色之好或身体的强壮之肌而为所欲为。“人文”像太阳、火把,不是仅仅照亮、温暖一时一地之人,而是要“化成天下”,使得全天下所有的人都能沐浴在文明的阳光下,心中充满温暖和光亮。我理想中的文学研究,最终将通往人文主义,而百年来的现代学术传统中,就有体现了这一理想的伟大学者。虽然我“敬献”的对象只是其中的寥寥数人,但已经展现了其无法掩映的光辉,足以成为今人追慕向往的典范。

        第二辑“诗家关捩知多少”,语出元好问《感兴四首》,拟“再识”中国文学的批评“传统”。如果以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为起点,中国文学批评已拥有两千三百年的传统。然而在现代学术起步之初,国人对“自家宝藏”的价值却做了离奇的低估,以至于形成了“自有仙才自不知”的尴尬局面。“诗家关捩”是造就“诗”成其为“诗”的关键点,在元好问看来,就是“规矩准绳”,由此才成为“专门之学”(《陶然集诗序》)。为了帮助学诗者掌握这些知识,他还精心编纂过一部《锦机》。在人们的通常印象中,中国文学批评或是“言志”“载道”的空洞判断,或是“神韵”“肌理”等含混名词,似乎很少有具体细致的技法解析。而实际上,这方面的著述和议论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希望自己所讲的不是在附和非学术读者的常识,而能说出一些新的东西,“技法”就是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一个普通读者和一个专业读者可能同时被一首诗感动,但只有专业读者才有能力告诉人们,这首诗为什么如此令人感动,以及诗人是如何做到这样的。许多初涉学术的后生,甚至有些资深的教授,面对文本不知应如何解读,很大原因就是对于传统文学的“法式”过于陌生,并且误以为古人都是“不把金针度与人”的。希望通过这一辑的浏览,可以改变读者对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理解和认识。

        第三辑“六经责我开生面”,语出王夫之的对联,是一种对人们熟知的“古典”作出“新论”的自我期待。对于今天的文学研究者来说,这样的要求是最为迫切也是最为重要的,而对我来说,这项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其新论的范围和数量都是有限的。这里选择的“古典”,无论是陶渊明还是李商隐,无论是《春江花月夜》还是杜少陵诗,都是人们耳熟能详并且有过无数研究的文本,如果仍然能够激发出“新义”并且向我们展示其不为人知的面目,就不仅能够证明古典活力的无穷无尽,也能够证明古典研究同样是可以“光景常新”的。实际上,我希望读者能够将这一辑与下一辑合观,因为在“旧材料”中固然可以阐发“新见解”,但更值得重视的是从“新材料”中发现“新问题”并以“新方法”来解决。

        第四辑“果然东国解声诗”,语出王士禛《论诗绝句三十二首》,涉及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汉文学,希望能够藉此打通“禹域内外”。域外汉籍是本世纪以来逐步受人重视的“新材料”,在全球化时代尤为重要。但是稍有遗憾的是,全球化时代的人文学研究,文学似乎落在了历史学的后面。典型的表现就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成为历史著述的新体式,仅浏览所及,译成中文的著作就至少有十多种。全球史写作与过去的世界史相比有两点重要特色:一是破除了欧洲中心观念,二是改变了以民族国家历史为叙述主体。过去的世界史往往是将各国、各地区历史机械叠加而成,全球史写作则代之以“文明”亦即“文化共同体”或曰“文化圈”为研究单元,并揭示其联系和交往。即便是以某个地区或国家为具体研究对象,也力求避免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虽然“世界的文学”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出,其所谓“文学”即德语的“Literatur”,在当时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更接近于学术;再往前推二十年,歌德也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但迄今为止“世界文学史”的写作,却难以避免国别文学史的叠加之弊。尽管在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再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并成为热门话题之一,但也还多处于“坐而论道”的层面,“起而行之”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文献汇集,如《诺顿英国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English Literature)第七版和“法语语系文学”(francophone liter⁃ature)数据库。十多年前,我曾提倡“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强调以“汉文化圈”(Sinosphere)作为文学研究的基本单元,将历史上的汉字文献当做一个整体,注重不同语境下相同文献的不同意义,注重汉文化圈内各地域、阶层、性别、时段中人们思想与感受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我期待通过这样的研究,既能消减文化帝国主义的膨胀欲,又能打开民族主义的封闭圈。本辑就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以上观念和方法的初步实践。

        本书所收的十八篇论文,大都写于本世纪以来,多数写于近十年间,也就是年逾不惑的作品。唯一的例外是《李义山诗的心态》,这是较早的一篇学术论文习作,写成于1982年3月。它不仅伴随着青春岁月的美好,也是我将“写什么”与“怎样写”相结合的学术生涯的起点。实践对高尚人性的向往和对纯粹学问的热爱,这篇文章似乎也成为在躬行之初的某种象征。通常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变得不那么武断,但未必变得更有智慧,甚至可能变得没那么敏锐,T.S.艾略特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对此,我既不想回避又不甘承认,就留给读者来判断吧。本书虽然分为四辑,但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回向文学研究”。我希望以此表明,文学研究的道路不仅是宽广的,也是多样的、有趣的,更不用说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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