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堂·吉诃德

    ■孙江

    现在有个家伙假冒称堂吉诃德第二，到处乱跑，惹人厌恶；因此四方各地都催着我把堂吉诃德送去，好抵消那家伙的影响。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我问那钦差，中国皇帝陛下有没有托他送我盘费。他说压根儿没想到这层。（杨绛译本）

    塞万提斯提到1612年（万历四十年）明神宗托传教士带信给西班牙国王事。文中真假堂·吉诃德预示着堂·吉诃德在中国的命运，这个我后面讲，这里谈三点：第一，塞万提斯写这段话乃是想让雷莫斯伯爵赞助出版费，所以极尽夸张之能事。在封建时代，普通人想要成名就需要找庇护者，这是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第二，塞万提斯是在宣传小说。既然世界各地争相阅读《堂·吉诃德》，中国人想学西班牙文，开办西班牙语学校，也就是自然之事了。这句话不实，但反映了一定的时代背景。塞万提斯钦佩耶稣会士，曾夸赞在华传教的圣父们。第三，《堂·吉诃德》一会儿说塞万提斯不是作者，一会儿说不是虚构小说，是他人撰写的史书，把虚构和现实混在一起，让读者无法分辨真假。序言和致谢写得很正规，偶尔也开玩笑，这是塞万提斯的文风所致。

    比塞万提斯的预言晚了近三百年，堂·吉诃德漂洋过海来到亚洲。先落脚东瀛，后转赴中华。堂·吉诃德的形象先行，载述其事迹的《堂·吉诃德》后出。日本明治晚期出版了若干节译本，都是“豪杰译”。大正初期（1915），岛村抱月·片上伸合译的『ドン·キホーテ』（植竹書院，1915年）出版。在中国，在清朝覆亡前夜，报章上曾有（西）塞万提斯作、傅东华译《外国之部：吉诃德先生传》（《世界文库》，1911年）之广告，最后没有见书。这类广告大体告诉其他译者和出版社，不要染指，即将出版，是否译出是要打问号的。傅东华译《吉诃德先生传》（商务印书馆）迟至1948年出版，上册20章，下册32章，总计52章，不是全译本。

    由清朝进入民国，关于吉诃德的信息多了起来。1913年，被褐的《稽先生传》分两次载于《独立周报》。1922年，林纾、陈家麟（英文转译）《魔侠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节译上册第一段8章、第二段6章、第三段13章，下册第四段25章，总计52章。其后，贺玉波译《吉诃德先生》（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19章，蒋瑞青译《吉诃德先生》（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共16章，汪倜然译《吉诃德先生》（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共14章，伍光建选译《疯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节选，无下卷，计51章。概而观之，直到1983年，中国才有杨绛全译本《堂吉诃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上册52章，下册74章，计126章。如果从被褐的介绍算起，全译本的面世竟然花去了整整80年。

    《堂·吉诃德》一书的翻译虽然滞后，堂·吉诃德本人却不依文字，尽得风流，广为传播。有多种译法：稽先生、魔侠、疯侠；有多种绰号：呆子、憨大。还申发出：堂吉诃德们、堂吉诃德时代、堂吉诃德精神。指向是一致的：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但是，这种延续至今的固化的堂·吉诃德形象，并没有妨碍人们对他的喜爱。1925年，周作人评林译《魔侠传》说道：“用轻妙的笔致，写真的性格，又以快活健全的滑稽，贯通其间所以有永久的生命，成为世界的名著。”时人写道：“对于过去的憧憬，对于现实的不满。”“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个人，总难免有一种‘吉诃德’的情绪——不满于现实，憧憬于过去——或许恐怖于将来难（测）。”可见，堂·吉诃德已经从《堂·吉诃德》破纸而出，被赋予了各种意义。限于时间，这里我只讲两点：战士和烈士。

    战士。创造社在《创造》月刊创刊号上将鲁迅比喻为“乱打”的堂吉诃德。鲁迅在《奔流校编后记》（1928—1929）嘲笑道：“中国现在也有人嚷些什么了，但因为实在没有看过这一部书，所以和实际是一点不对的。”鲁迅和周作人是看过日译本的。1928年，曹靖华所译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经鲁迅校对后发表在《奔流》上。但是，鲁迅的看法与屠格涅夫不一样。1930年代，鲁迅化名“不堂”，写《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称“书獃子”是不合时宜的行动者。鲁迅去世多年后，何其外在《从吉诃德说起》（1942）中将堂·吉诃德喻为“憨大”。“其实，照我看来，吉诃德那样的先生，在中国是没有的。”在中国，是如侠客的小丑。“我觉得，倘若今日，真有几个吉诃德先生的话，他们必需披一件诙谐的外衣。”“我们说的诙谐其实该说是幽默。鲁迅先生，我们斗胆说他是彷徨在新文苑旧战场之间的一个老吉诃德先生（自然他是成功了）。他直带着他的枪入土……”

    烈士。瞿秋白（笑莑）在《吉诃德的时代》（1931）写道：中国的西万谛斯还在“摇篮”里，笑尽他人后，自己如何呢？“然而，既然这样恨这些贪官污吏，以及新式的贪什么，污什么的，那么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怎么干呢？ ——他们是各不相关的，各不相顾的。虽然他们是很多，可是多得像沙尘一样，每一粒斗士分离的，这不仅是一盘子的散沙，而且是一片戈壁沙漠似的散沙。他们等待着英雄，都各自坐着，垂下一双手。”培良在《吉诃德先生》（1934）说：“我也正和那位骑瘦马的吉诃德先生一样盲目固执，决不会更换我的方向，现状对于艺术是摧残的，我却更决定献身于艺术。”“从事于艺术工作的人决不能和现状妥协，吉诃德先生宁可相信旅店是城堡，风磨是巨人，羊群是敌军，饿困山中而不肯改变自己的信念。我们，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因为想借助他力，稍稍妥协一下，所以才弄得狼狈不振，回想起来不觉自笑。”吴景菘在《吉诃德精神》（1946）写道：“吉诃德先生虽然被人指为‘憨大’，但吉诃德先生却是有他的理想与他的蛮劲的。受了市侩旧学传染的青年人，没有资格笑他。”

    战士和烈士，一字之差。战士，不怕牺牲，勇战风车。烈士，必须牺牲，成为旗帜。二者聚于堂·吉诃德一身。为什么人们对堂吉诃德怀有别致的感情呢？原因在于：他对真理的追求。答案藏在小说的第51章。

    1983年，杨绛译《堂吉诃德》出版。二十年后，接着出版了两个译本。在杨译下册第51章“桑丘·潘沙在总督任内的种种妙事”，堂·吉诃德给桑丘去信道：“我现在得要干一件事，可能得罪这里两位贵人，我虽然很为难，却又顾不得，因为我无论如何，第一得尽自己的职责，不能讨他们的好，正如常言所说的‘吾爱吾师，而吾尤爱真理’。我对你引用这句拉丁文，料想你做了总督，该学会古文了。再见吧，但愿上帝保佑你别成了人家可怜的东西。”对“吾爱吾师，而吾尤爱真理”，杨绛注：“相传是亚理斯多德的话，‘吾师’即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实无此语。”这句话屠孟超译《堂吉诃德》（译林出版社，2004年）作：“吾爱吾师，而吾尤爱真理。”注：“原文为拉丁文，相传是亚里斯多德的话。张广森译《堂吉诃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作：Amicus Plato,sed magis amica veritas。注：吾爱柏拉图，而吾尤爱真理。显然，屠孟超沿用了杨绛译法。张广森按原文译出。为什么杨绛会如此翻译呢？ 杨绛所注不准确。亚里斯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卷第6章有类似的话：“因为虽然两者都很可爱，但虔诚要求我们尊重真理甚于朋友。”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吾爱柏拉图，而吾尤爱真理）应该从这里派生出来的。在中世纪，传言柏拉图曾说过类似话，故有拉丁文：Amicus Socrates, sed magis amica veritas（吾爱苏格拉底，吾更爱真理）。

    “吾爱吾师，而吾尤爱真理”，见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刊登的《生计学（即平准学）学说沿革小史》。严复《群己权界论》作：“吾爱吾师柏拉图，胜于余物，然吾爱真理，胜于吾师。”二者相校，严译更准。原因可能是梁启超译自日文。前引日文足本片假名翻译之后旁注小字：「プレートーは我が朋友なり、然れども真理は更に我が朋友なり」——柏拉图是吾友，然真理更是吾友。如果检索《申报》和《人民日报》可知，“吾爱吾师，而吾尤爱真理”，在20世纪上半叶曾广泛使用，1980年代，这句话得以张扬。杨绛选择这种译法莫非有时代的投影。

    堂·吉诃德口中的真理并非空洞的教条，包含了柏拉图所说的“四德”，四德中的“荣誉”尤为骑士所推崇。堂·吉诃德写道：“如要赢得子民的爱戴，别的不说，有两件事必须做到。一是以礼待人，这话我已经跟你讲过。一是照顾大家丰衣足食，因为穷人最忧虑的是饥寒。”面对这个人，难道我们不会由衷地说：

    Megusta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吾爱拉曼却的堂·吉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