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惠鉴：让中国艺术闪耀异域

    ■苏醒  余璇

    20世纪以来，一批活跃于西方世界的中国艺术史学者，如方闻、王方宇、王季迁、傅申等，不遗余力地以自己的卓识向全世界介绍和传播中国艺术，让中国艺术在异域大放光芒。在这些学者中，何惠鉴（1924—2004）是无法绕开的一个名字。

    凡涉猎过中国艺术史的读者，或许都曾听闻过那场轰动的展览——“董其昌的世纪：1555—1636”，它将当时全球重要博物馆所藏的董其昌作品，集聚于美国堪萨斯城，让全世界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为之驻足观看。而这场展览的策划者，正是何惠鉴。

    此外，何惠鉴对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亚洲藏品的贡献，以及他对于中国及东方艺术的研究，都对后来的东西方艺术史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关于董其昌的研究论著——《董其昌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ung Ch'i- ch'ang，1555-1636），曾获得首届“岛田奖”——该奖是国际学术界在东亚艺术史研究领域设立的大奖。

    近日，“何惠鉴学术著作集”之一《万象自心出：中国古书画研究》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这是何惠鉴的学术论著首次被系统整理、翻译成中文出版。书中集结了何惠鉴致力最深、研究最精、也最负盛名的中国古代书画领域的研究专论18篇：《辽宁省博物馆藏宋本〈洛神赋图〉是否摹自顾恺之》《唐宋绘画史中“破墨”之原义及其在音乐与书法上之来源》《“位”：早期中国画构图的第一要义——谢赫“六法”第五法之还原》……这些论文大部分原系用英语发表，也有部分未刊稿，均为首次译为中文，非常珍贵。

    作为著名的中国古代美术史权威，何惠鉴经历了非常正统的学术训练。

    年轻时，他先后求学于岭南大学、燕京大学，是陈寅恪的得意弟子。何惠鉴跟随陈先生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学，陈寅恪的治学思路和广博的知识面，对何惠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何惠鉴曾用敬畏的口吻对女儿何晓嘉提及恩师，认为陈寅恪的“思维与想象远非常人所及，他能够发现别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事物，因此能在新的领域有所作为”。如果熟悉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著述，再对比何惠鉴的几篇重要论文，便不难看出其中学术观点、研究方法、论证思路的一脉相承，乃至于行文风格都颇为相似。

    20世纪50年代，在陈寅恪的安排下，何惠鉴赴美留学于哈佛大学，师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本杰明·罗兰教授（1904—1972），学习艺术史。本杰明·罗兰的学术兴趣集中于亚洲艺术，研究范围从伊朗、印度一直到中国与日本。

    哈佛燕京学社的陈观胜是何惠鉴在哈佛期间的另一位老师，他致力于佛教研究，曾著有《佛教在中国》。何惠鉴深受影响，对宗教艺术的研究热情一直保持到了晚年。

    2004年，何惠鉴应上海博物馆之邀担任客座研究员，当时担任其助手的孙丹妍女士曾回忆道：“刚来上博，他便交给我一叠《道藏》的目录，让我去图书馆分批借出，他每天慢悠悠地一页一页地翻看。有一次不知道怎么说起宋代婴戏图的宗教来源，何先生说到一个名词，读音奇异，十分生僻，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又不好意思打断他兴致勃勃的讲述，只好晚上回到家里网上书上上下求索，很费了一番工夫才弄明白，他说的原来是‘摩睺罗’，一种源于佛教、唐宋时流行的孩童形象。‘摩睺罗’是梵语的音译。”

    可以说，正是三位名师的滋养与启迪，奠定了何惠鉴一生融汇中西的治学道路。

    1958年，何惠鉴从哈佛大学毕业，来到了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展开了长达25年的研究、策展历程，并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

    任职期间，他与时任馆长李雪曼合作密切。正是在何的建议下，李雪曼对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藏品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增补，比如买下董其昌的不朽名作《青卞图》。

    除了藏品建设外，何惠鉴与李雪曼还共同策划了多场影响深远的中国艺术大展。1968年，何惠鉴与李雪曼联合策划组织“蒙古时期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展览。何惠鉴为该展图录撰写综述。他深入剖析了元朝的中国社会，从医 卜星相、宗教、隐士和移民、官吏和儒生等角度，阐述了元代社会与艺术的关系。

    1980年，何惠鉴和李雪曼策划举办“八代遗珍——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中国绘画”展览。该展览规模之大，展品之多，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书画鉴定家傅申誉之为“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画展”，高居翰称其为“伟大的联展”，并认为是“当今中国绘画收藏最伟大的功绩”。在该展的图录中，何惠鉴发表了长篇前言——《1100年至1350年间中国绘画面貌之还原》，深度探讨了宋朝画院和四川人物画传统的问题，详细阐述了宋初绘画的地域因子。

    1983年，何惠鉴转往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92年，一场轰动世界的“董其昌的世纪：1555—1636”艺术大展在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拉开帷幕。何惠鉴正是此展的重要策划者和执行者。展览期间，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学术研讨会。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方闻、李铸晋、高居翰、李雪曼、韩庄等海内外著名的学者、鉴定家共聚一堂，从绘画、书法、真伪、艺术史、社会史各个角度对董其昌及晚明艺术史进行深度研讨。何惠鉴为这个展览精心编纂的图录，至今仍是研究董其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于何惠鉴而言，策划展览是其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就研究本身来说，他熟悉于历史上的各种绘画与图像，具有非常广博的视角。他在研究辽宁省博物馆藏《燃灯佛授记释迦文图》时，阐述了关于“燃灯佛授记”的造像，来自于古印度西北部犍陀罗的雕刻。同时，他提到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中燃灯佛授记善慧童子（释迦牟尼佛前身）布发掩泥的本生画，甚至是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剧本，用以说明“燃灯佛授记”的来源与其在西域一带的传播。何惠鉴指出，这一主题“吸引了自北魏至金、元无数信徒的向往”，因此并非出于南宋人之手，而是由北方金人创作而成。

    面对作品，除了图像与笔墨之外，何惠鉴亦擅长对作品的印章、题跋及相关文献作详细考证。他曾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幅画（《溪山兰若图》）中，发现角落里一枚模糊的印章（“尚书省印”）。通过挖掘历史记录，他发现这个印章只在1083年到1126年间被用来标记宋皇室收藏的艺术品，由此确认此图系10世纪巨然的作品。

    显然，以大观小的宏观视角与以小窥大的微观研究在何惠鉴身上得到了融通，这皆源于其集中西学术传统于一身的背景渊源。一方面，他倾向于从真实历史时空出发，考虑艺术中所体现出的地域与制度因素。同时，他又擅长于从艺术品中的某个微观角度出发去阐释。难怪在他去世之后，《纽约时报》的讣告称其为：一位“艺术史侦探”。

    由于何惠鉴常年工作于海外，著述多以英语发表，散见于各类学术期刊或书籍，未有整理与中文翻译，致使国内读者对他的研究难得一见。鉴于此，上海书画出版社经过多年策划，在何惠鉴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与帮助下，广泛搜集、整理何惠鉴的学术成果，并邀请上海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北京大学等机构与高校的专业学者予以翻译，最终推出了“何惠鉴学术著作集”。何惠鉴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涉猎广博，涵盖古书画、宗教艺术、雕刻、青铜器等，在这诸多领域，他都有深具影响的研究成果问世。我们相信，“何惠鉴学术著作集”的出版，将为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贡献重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