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史研究的尝试与探索：《闺塾师》的启示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是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于1994年出版的论著；经由李志生教授翻译，该书中译本于2004年面世并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迄今已有数篇针对该书的专题性评述发表。近日，该书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精典”之一种出版。

    一

    作者的论述始于对“五四史观”的反思和挑战：作为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五四史观”疏于观照女性视角，使中国古代妇女呈现出单一的“受害者”形象，也使学者们在研究中倾向于采用“压迫-解放”的叙事模式。为纠正这种认识偏差，作者认为有必要引入“社会性别”的分析范畴，并在琼·斯科特（Joan Scott）“社会性别”理论的启发下提出“三重动态模式”，将中国妇女的生活视为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和女性视角这三种变化层面的总和。

    与“五四史观”相比，作者一方面认识到儒家伦理体系自身的矛盾，也观察到理想化性别秩序与现实间的参差；另一方面，作者借助福柯、布尔迪厄等人的权力理论，强调了权力视角下女性的主观能动性，进而从现实层面思考女性在维持儒家性别体系中的作用。为此，作者将明末清初江南才女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她们及其男性亲属所撰的各类材料，观察才女群体与儒家性别体系间的互动与实践。同时作者也借用格尔达·勒纳（Gerder Lerner）“妇女文化”的定义，尝试描述研究对象的交际网、情感纽带和仪式，即所谓“才女文化”及其组织形式。对才女文化的建构和对社会性别体系的检验，构成了该书论述的两条线索。

    利用社会性别的分析范畴实现对“五四史观”的突破是该书着力点，也是学者们历来评述的重点。而除了史观层面的启发之外，《闺塾师》在其他方面也存在进一步的借鉴意义——集中体现在作者突破成规的分析框架、跨学科的思维模式及面向整体的观察视角，这种价值的发挥有赖于作者在与旧有研究方法相切割的同时，与“新”的理论及其他学科相勾连，立足于新问题、新意识和新方法，扩展妇女史研究的空间。在此仅从该书的分期方法、作者对惯用概念在社会性别视角下的重新阐发以及“三重动态模式”的适用性等三个角度，略作陈说。

    二

    首先是作者划分研究时段的方式。以政治—朝代为标准的妇女史分期方法虽然影响深远，但也有其局限，并透过两对矛盾表现出来：一是男性视角下的政治史建构与妇女在政治史中的作用之间的矛盾。就历史上男性群体在政治与军事领域所掌握的话语权而言，依据政治史、军事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时段划分的分析框架，在无形中忽略了两性视角的差异，因而有可能掩盖妇女群体的主观感受。另一个则是中国古代妇女生活状态的相对稳定与朝代更替相对频繁之间的矛盾。以王朝兴替为断限的分期方法，将原本自成体系的妇女生活史，人为切割成或长或短的片段，既夸大了王朝兴替对妇女生活的影响，也不利于对整体发展脉络的把握。从本质上看，这种矛盾实际反映了妇女生活所依托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动与政治变革之间在时间上的不同步。

    有鉴于此，《闺塾师》选择打破朝代分野而以16世纪7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单元。这种时段划分主要着眼于社会性别关系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这两个维度及其延续性，由于社会性别理论强调在性别差异的基础上理解社会关系，理论中的“主观认同”又注重关注女性感受，所以得以有效弥补政治史叙事话语中女性视角模糊的缺陷；而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变迁，也便于从更长时段和更广视野观察妇女生活，从而在政治史之外体会历史的变化和连续性，厘清女性文化的发展历程。

    然而这种分期理念在实践中也不免带来新的问题。在确定研究时段起讫点时，作者主要参考了前辈学者对明末清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趋势及其连贯性的判断，但实际上又与后者所探讨的时段不完全重合。此外，从首章对社会背景的描述上，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作者有意凸显16世纪白银流入中国在经济、社会层面所引起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是给女性群体带来的机遇，所以作者对研究时段起点的解释不可谓不充分；但与之相对的是，作者却甚少从正面论及何以将18世纪20年代作为研究时段的下限。

    三

    其次是作者对部分惯用概念在社会性别视域下的重新阐发，较典型的例子如“良/贱”。作为表示身份的概念，法律意义上的良贱区分主要基于对个体谋生手段及其性质的考量，性别因素的作用并不明显。而作者在书中指出，对女性来说，还存在一种以“女性与家庭体系距离的远近”为划分标准的良贱之别：当女性的社会交往场所限于闺阁而社会关系网又主要围绕着家庭时，她们往往被视为“良家”女性，如闺秀；反之则会被归入“贱”的范畴，如妓女。这种观念上的良贱之别，来源于儒家性别体系的“三从”原则与“向心型”理想女性形象，其区分准则显然不适用于男性，因此成为女性社会性别的一种体现。

    讨论良贱之别的关键在于“良贱之际”。书中着重描摹的黄媛介就是这样一位同时具备良贱两种身份特征的女性：虽在社会性别定位方面符合“三从”原则，却也迫于家计以职业艺术家和闺塾师的身份在家外四处漂泊乃至与家人分离。通过分析黄媛介捍卫良家身份的过程，作者揭示了针对女性的良贱区分其实是评价女性是否有效承担家内职责的一种附庸。而另一个例子——身为职业作家的王端淑显然比黄媛介走得更远，但也因出众的才华而被接纳。反观书中略有提及的另一类为生计游走在家庭体系边缘的女性——以“姑婆”为代表的中下层职业女性，却始终被视为社会边缘群体，在士大夫笔下更是负面形象的典型。士大夫对待这两类女性的态度差异，显示了良贱观念界限的“松动”或许只适用于作为儒家文化既得利益者的少数人。

    四

    最后是作者所建构的“三重动态模式”的适用性问题。虽然该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明末清初江南才女群体，但作者对“三重动态模式”的构想，实际上是面向中国古代妇女史整体研究的。而在组成“三重动态模式”的三种变化层面之中，对女性视角的把握或许是其要诀所在。

    作者之所以能够突破“五四史观”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注重挖掘女性材料，对女性视角的展现，使社会性别的分析得以完整，也证明了利用“三重动态模式”对明末清初江南才女群体进行研究的有效性。然而受制于女性作者及其作品在时段分布方面的不均衡性，致力于明代之前时段妇女史研究的学者，往往不得不将目光重新投向男性书写。

    关于利用男性书写探究女性自我感受是否可行的问题，当下已有前辈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志生教授《妇女的自我感受：郑琼与杨牢的婚姻情感生活》一文从男性作者为亡妻所撰的墓志铭入手，在解读文本内容的基础上，将分析深入至史料的语境（context）中，借助“同理心”打通了不同时代女性的情感世界，实现了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与妇女史研究的交叉，也为解决女性自撰材料不足所导致的女性视角缺失问题提供了一条路径，或能对“三重动态模式”及社会性别理论适用性的扩展有所助益。

    在《闺塾师》中译本初版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然看到在该书的启发下，许多学人最大程度地开掘、解读史料，推动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持续走向深入；我们还应看到《闺塾师》带给我们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该书将启发和激励妇女史研究进一步迈向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