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会对话

    八月的酷暑，让人烦躁不安，恰好此时读到李汉松研究员的《政治思想史对话录》，犹如吹来一阵清凉的风，顿觉消解了几分酷热。在祝贺之余，也深感此书的出版对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一部全面探讨政治思想史的方法与范式、脉络与谱系、会通与争鸣、视界与关怀的对话录，涵盖众多流派与传统、时间与地域、文本与语言、个人与群体。书中收录了作者与24位重要思想家的对话，跨越政治理论、政治哲学、批判理论、文化与思想史等领域，集中呈现了众多思想流派与研究途径之间的关系：涉及剑桥思想史学派、意大利微观史学派、施特劳斯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伯克利学派；比较印证了经济史、海洋史、战争史、音乐史、国际史，古典学、语文学与文献学，概念分析与心理分析的政治内涵；纵观了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潮的过去与现状。对话者均是各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来自英、美、法、德、希腊、意大利、土耳其、印度，话题则涵盖了古希腊罗马、中古与近代早期、人文主义与启蒙运动、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现当代社会理论。每一篇对话着眼于三组张力与平衡：一是阐释具体文本和思想家的内部逻辑与梳理长时段的政治思想史流变；二是对话者本人的时代背景、修辞语境、史学史角色与他们提出的规范性主张；三是学者自发的反思和补充与作者自觉的质疑、批判与发展。因此，平衡在这些张力之间，共有两个“理智”交错贯穿于对话之中，这也是“对话（διάλογος）”一词之本义。

    总而言之，此书辑录了多位国际一流的思想史家的学术见地，从他们的真知灼见中可以窥探目前学界的最新动态，不同的研究取向和范式，其学术价值无需多言。在我看来，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学术价值之外，此书富含的另外一重意义似乎更需予以明示，这即展示了“对话”的意义，演示了“对话”当如何进行。阅读此书可以看到学者们不同的思考，甚至是对学界现有观点的批评。由此可以窥见良好的学术生态，一种内在的竞争性学术精神。由于和国外学者多有交往，这一特质也常让我思考，为什么他们能够始终保持着一种学术活力，营造出一种互相批评对立的学术生态。在我看来，这和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有关。犹如著名历史学家布克哈特所说“和谐来自不和谐”——意为在冲突与对抗中实现稳定与和谐。例如，有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也有与之相对的浪漫主义；有资本主义，就有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西方文化最为重要的特性即为敢于怀疑、批判，绝不允许专断性与唯一性的存在，总是存在多样性，甚至是对立性。对此，法国学者克洛德·戴尔玛也曾指出：“欧洲文化乃是一个各种对立的思想和理想不断登台表演的大舞台。原则上，任何冲突（或战争）的发生，及其延续，都象征着欧洲的活力，而非标志着它的衰落——由于任何思想流派皆不能恒久地确立其主导地位，因此，欧洲便不存有一项绝对的力量，足以将一系列固定不变的行动准则，强行加诸个人或者集体。任何信仰、原则都将容忍例外，允许保留——正如道德上和知识上的基本规范也是相对的存在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文化天生下来便不完善，不过，正因其不完善，它才得以免于出现一个由完善的组织体系控制下的体系。”

    正是由于进行着理性的对话，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存在着一种宽容。可以说，一个健康的社会，才会允许和能够进行对话。可是在当下，正如詹姆斯·汉金斯在此书的序言中所说，放眼全球，会发现“宽容”越发困难。在如今的西方，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文人和哲人无法自由表述的时代。这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例如近代早期的宗教战争，充斥着教义问答、忠诚宣言、惩治律令、异端裁判、信仰审判。经历过意识形态僭政之后，西方社会尝试着更具人性和包容性，更不那么各持己见、自信无疑，更倾向于承认在主流精英之外，还可能具有合理的伦理和政治信念。然而数十年以来，西方学术院校中温和的声音逐渐被压制。雪上加霜的是，这些声音又受到了自由主义失败的连累。在我们时代，这种失败主要体现于无法区分自由与专行、放弃共同的伦理标准、精英的日渐腐败、对公共福祉的漠不关心。表面上看来，这种局面是个令人费解的悖论。何以在形式上承诺自由的社会纷纷变成了思想驯化主义的堡垒？ 但正如托克维尔在两个世纪前指出的那样：在那些看似更富政治自由的社会中，思想单一化的势力更为强大。此外，这些社会对过去更缺乏敬意。然而，若想真正改善社会，必须要自由思考。只有心智具备了一种反思性的超脱力，才能洞察自己和其他文明的脉络。我们需要本书提供的这种跨时间的沉思空间，置身其中，才能考虑可以相互替代的选择，才能彼此对话，才能在彼此的陪伴下追寻真理，正如苏格拉底与他的弟子们一样。

    在当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也许回顾历史，思考历史（特别使思想观念发展演变的历史）的进程，将会给我们以启迪。对此，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历史给我们以启迪，并非就是“以史为鉴”。作为一种持有悲观主义立场的人，约翰·邓恩认为，我们实际上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对这一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实际上，我们学习历史，是有以史为鉴的目的，但这一借鉴不是指从历史中找到解决我们今日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或者困境，将历史当成直接解决我们目前自身问题的重要资源，具有着现实主义的功用，而是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提升我们理性的反思性能力与批评性思维。例如“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就以思想史研究为例论证了这一点。试图从思想史中找到解决我们眼下问题的途径，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谬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道德错误。而从过去中了解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具体安排的随机性后果，则是获得自知之明的重要途径之一。他还说，思想史家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念如何凸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和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反思在相异的可能状态下不同的时间中我们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有助于对它们的重新理解，从而帮助我们重建起自身的价值观念。因此，在斯金纳看来，我们并不是直接从历史中汲取解决我们眼下实际问题的办法，我们只是要让大家知道在那个历史当下为什么人们会做出那样的选择，那样的选择是互动博弈的产物，因此，如果我们能展现出历史的复杂，就能够给我们一种启发。美国学者特伦斯·鲍尔也说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如何对我们的世界进行安排、分类和思考，每个人如何行动都是受到了既定的语言的论争性和修辞性资源的限定。

    而这种历史观，强调理解历史与人的关系，重视历史进程后面的博弈，实际上就是在强调理解人们的行动，理解人的实践性行为，以及行动后面的动机、意图以及结果。由此去思考，支持参与者行动的条件是什么？ 其历史语境和社会限制性条件又是什么？ 那些历史人物又是如何做出选择？ 也就是说，历史学不仅要关注和研究行动者的“行动本身”，还需要考察行动者依据什么条件来进行行动，思考支持他行动的各种要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条件”。如果不对这些内容进行考察，只是抽离出“行动”进行研究，实际上也就无法理解这一行动和其结果，也无法理解历史本身原是可以有通往多种路径发展的可能性。

    当我们展开这样一种分析的时候，才会说我们学习历史是为了洞察历史；同样，只有理解了历史只是一种人们行动的结果，它具有多样性和积极主动性，我们才能够从历史中习得资源，并转化为参与现实的实践性行动。因此，历史不是简单的以史为鉴，而是让我们确立起这样一种观念，既然“历史”是一种人们的行动选择与博弈的结果，因此，如何创造“历史”就有赖于我们今日的实践与行动。我可以将这一历史观称之为积极性的“行动型历史观”，而不是消极被动性的借鉴。

    在这一历史观下，强调人们的行动，相互之间的选择与博弈。既然是一种行动，人们就是基于一种理性的，或有些时候也是非理性的，即基于情感、态度、价值观与意图等这些要素来展开行动，由此这些要素就成为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同样，相互的博弈，就意味着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去表达，去对话，就体现为存在着可以自由行动的可能性，即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讲，人们自由行动的范围是存在的，其实质就是人们是自由的，人们有进行实践性活动的权利。

    同样，秉持这一理念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更应该从历史出发，坚持历史性的思考方式，从历史进程出发来展开对历史的理解。可以说，历史不是简单地无视历史丰富资源的提炼与概括，也不是以自己既定的观点出发来找寻历史的证据，更不是对历史决定论的一种图解。历史学家是沉浸在历史之中，按照历史自身的学术规范性来展开思考，理解历史的复杂，找出历史的博弈的依据和条件，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哪里。如斯金纳所说，历史学家的工作是试图了解过去，看看它是否对如今的我们还有价值。也正是如此，犹如本书书名所示，这是一场对话，我们在和逝去的“历史”进行对话。同时，我们不仅是要习得历史内容本身，更是要学习进行“对话”的技艺，即使对话的条件并不存在，也要创造条件进行对话，在对话中生发与深化我们的思想。

    “对话”也许困难重重，但约翰·邓恩为此书所写的前言无疑是振聋发聩的：“这部《对话录》形象地展现出了政治思想史学者们的不同见地。他们的争论在于：原则上来讲，我们能从思想史中学到多少？但更深刻的是：我们该如何从中学习？ 即便是良知上最谦逊甚至局促不安的那些人也曾暗暗认为，从中是能学到些有价值的事情的。或许，政治思想史终究没有任何可学之处。更可能的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学到的还是微不足道。如果真的无足可取，那么这将是一个苍凉的教训。但如果是后者，那必将令人惊诧万分：不论人类天才般的技艺和成就多么惊人，我们都没有能力系统性地、累积性地向自己学习如何与他人共处。现在也许已经晚了——但我们依旧盼望，一切尚且为时未晚。”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