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笑》里的真相

    在很多方面，斯塔尔诺内的《玩笑》都像是对“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有趣回应，比如成长主题，比如那不勒斯这座意大利小城，比如阶层跃迁和个人奋斗之间的微妙关系，比如令人窒息的家庭问题。但比起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精心营造起来的时代感，斯塔尔诺内却更擅长书写“小切口”。他另一部为人熟知的小长篇《鞋带》也是将情节浓缩在一个微小而稳定的时空体当中，和《玩笑》一样，几天内发生的故事可能就是人一生的缩影或者后果。

    然而故事本身却并没有因此而脱离日常的范畴，75岁的画家丹尼尔被女儿半强迫地邀请回到老家那不勒斯帮忙带几天外孙，他的妻子阿达去世多年，他的创作力消退，身体越来越虚弱，他无力面对女儿和女婿之间的争吵，对四岁的外孙马里奥，他不知所措，在陌生，厌倦与好奇心之间不断切换。小说的叙事时间特别短，却在空间上被作者分化为两个层面，那不勒斯老宅这个现实空间和丹尼尔的内心空间。借着回乡与外孙相处的机会，在这个双重空间里，一边是弥漫开来的往事，另一边是一个带来了传承价值的生命，作者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种脆弱的平衡，将丹尼尔放置在一个所谓的“命运十字路口”。比起《鞋带》，对个体价值的不断追寻和反诘是这部小说最为出彩的地方，这多半也与主人公艺术家与鳏夫的身份有关。

    当然，破碎的家庭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叙述视角，如果说历史感属于文本的横向维度，那么从破碎的伦理关系中看到那个无法变得更好的自己，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本的纵深感，这不是让人性变得更像一个深渊，而是将它本已有之的深度和幻灭感表现得更加具体。丹尼尔，或者作者笔下的其他主人公，无疑属于现代小说中最常出现的那种“反英雄式”的人物，一个有局限的人。正如丹尼尔借着妻子对自己做出的评价：“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真正献身。我只是关心如何保护自己，逃避人生，因为我很担心无法应对生活，担心自己会受到伤害。”故而同样是老年男性，丹尼尔绝不会成为菲利普·罗斯笔下的人物，他至多只能是约翰·契弗的主人公们老了以后的样子，始终被一股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控制着。对丹尼尔来说，这股力量的直接来源是家庭，无论是女儿与女婿，还是自己与妻子，这些伦理关系的实质其实都是一种权力关系，而在这股真正的力量面前，丹尼尔始终都是软弱的，他是被擒住的那一方。

    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建构自己人生的努力，哪怕是以回忆的形式。丹尼尔是个画家，以书籍绘制插画为生，他挺成功，拥有一定的声誉和资产，足够安度晚年。在意识到自己各方面的衰退之后，丹尼尔原本是选择逃避的，他不愿意回到老家，面对自己的孩子，但最后，一种近似邪门的责任感——被他自己认为是对女儿的讨好——逼迫他暂时告别了在米兰的独居生活，故事由此开始。这仿佛是一个带着悖论出现的局面，作者将情感或伦理关系作为一种权力的表现形式，然而这种权力的形成却源于一种非权力的冲动。甚至，正是这种冲动让丹尼尔在他年老之时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画作，并试图在全面的颓败中存留一点点新生命的根基。这奇怪的现象使小说实现了一种平衡的美学，让所有人物都没有在一种更加传奇或更加平庸的状态中被动地自我改变。

    “有一种能量总是在驱使我们的肉体打破常规，包括最规矩的人也是这样。”丹尼尔为这种破坏性能量所困扰，但最后，他发现自己同样也拥有着它。如果说社会生活强调的是一种秩序，那么文学就应该关注破口。艺术家是天生的坏孩子，他们关注那些不能被统摄和分类的东西，那些破碎的关系和无法控制的情绪。斯塔尔诺内发现，在家庭空间的内部，政治性和艺术感，稳定性和破坏力往往是夹缠在一起的，并且总是随着家庭成员的繁衍而代代相传。

    看上去似乎让人绝望，是的，宿命感的产生往往来自于人对自身处境的无力，正如福柯所说：“那些个体的、特别的、人类特有的经历不过是一些庞大的形式系统下面极为表面化的闪烁而已。”然而说出这些话的人，当他们试图表达的时候，这种“表面化的闪烁”终究构成了独特的时空意义，变成了一切语言艺术的生存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