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日新：钢铁是抹不掉的印迹

    罗日新是闻着浓浓的钢铁味道长大的。

    他一辈子在和钢铁打交道，生在钢城，长在钢城，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大冶钢厂，开始了与炉火交锋的日子，炼钢、卖钢、写钢。

    “大江自出三峡，再无遮挡，一路浩荡向东，穿荆岳，过江城，又百余里，忽遇一山横江而立。这山，就是著名的西塞山。大江至此扭头向北，绕西塞山后再一路向东而去。江南岸数里，顺着大江走势有一山，名唤黄荆山。黄荆山与大江间的这片狭长地带，便是临江钢铁厂所在地。”《钢的城》开篇不俗，颇具大作品的气象。

    罗日新说，这个开头，他改了七遍。《钢的城》写了十四年，完成后又专门召开改稿会，反复打磨锤炼，使得《钢的城》成为一部“具有钢的质地以及钢的金属音色的好作品”（评论家贺绍俊语）。

    《钢的城》也是一部非罗日新莫属的作品。作家刘庆邦如是评价：“作家有一个责任，就是为我们的时代保留记忆，或者说为我们的民族保留记忆。《钢的城》总的基调和格调跟小说的题目呼应，有一种钢性。这也是文坛需要呼唤的一种钢的基调。”确实如此。罗日新坦诚，对于这样一个题材，自己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驱使自己不停地往前走。

    《钢的城》讲述了前身为洋务运动时期汉阳铁厂的临江钢铁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的大潮中发生的一系列起起落落的故事。各色人物粉墨登场，演绎了迥然不同的人生悲喜剧。这是一本写中国工业的书，也是一本写中国改革者的书，更是一本写中国工人的书，作家的书写饱含钢铁改革者骨子里的担当和情义，更有一代代钢铁人心中如钢花般璀璨的未来畅想……

    中华读书报：《钢的城》这部作品带着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印记，这部作品一定准备得非常充分吧？

    罗日新：我的文学准备应该说有点得天独厚。1956年7月，我的伯父罗承宝给湖南老家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大冶钢厂招工，速来。”我父亲正在井下挑煤，扔掉煤筐拿起行李就往火车站奔。父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很爱学习，业余时间负责工段黑板报，晚上写稿投给《黄石日报》等报刊，出版发行了新闻通讯集《钢花璀璨》，并留给我50多万字的采访心得和工作笔记，成为我创作长篇小说《钢的城》的珍贵资料。

    中华读书报：难怪您开篇就写“此书献给我的父亲罗宝山和大冶钢厂的兄弟姐妹们”。父亲很支持您的写作？

    罗日新：不仅支持，而且还对我说：“把我写进去。”他希望我写出大冶钢厂的厚重。除了父亲提供的资料，我自己在大冶钢厂也积累了80万字的资料。后来做生意的时候，我也会记下谈判时对方的资料，这是我毕业后一到钢厂就养成的习惯。所以前前后后，我有两百万字的写作素材。

    但是年轻的时候父亲反对我创作。我在炼钢厂任技术员，业余时间帮助小集体企业做设计，3个月画一套图纸，报酬是200元。可是我想当作家，口袋里平时装着小本，有好的故事和段子，都记录下来。那个时候好几个月写一篇小说，稿费是10元。劳动报酬的结果相差巨大。但我写作过程中的快乐却是设计画图体会不到的。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写作，我甚至找过厂长想调到设备处管理备品备件。父亲知道后，非常气愤。回家将我所有书稿付之一炬，留下一封信，批评我写的小说尽是些不着边的胡思乱想。我现在仍记得当年父亲写给我的信，“你没有小仲马的曲折感情经历，写不出《茶花女》；没有在动荡年代的生活体验，写不出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

    中华读书报：您还是听了父亲的？罗日新：我气得跑到同学家待了五天，母亲把我劝回家。万般委屈与无奈间，我暂时放弃了写作梦，一心按照父亲的要求，做一个优秀的钢厂技术员，从技术员、工程师、主任、市场调研部部长、副厂长，一步步走过来。但文学的种子一直埋在心底。尤其不惑之年后才发现：文学是我生命的意义—— 遗憾的是，父亲没有看到《钢的城》。小说出版后我带了一本到父亲的墓地，送给天堂的父亲。

    一个人的一辈子，年轻时看过的书籍，经历的苦难，写作时都用得上。我太熟悉钢厂了，闭着眼睛都知道钢厂的历史。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分到大冶钢厂，每天和工人打交道，我们一起在路边吃炸臭豆腐、毛豆，喝白酒，一起坐在长江岸边吃长江里的大鱼头。我从基层一步步走过来，和工人们是兄弟，后来我当车间主任，担任高层管理工作，开调度会和厂长、副总经理都熟悉，了解领导改革的灵魂人物和中心故事。与其说是我自己在写《钢的城》，不如说是我的兄弟姐妹们跟我一起写了这部书，无论着墨多少，他们都是我心里的主角，时代的主角，钢的城当之无愧的主人。《钢的城》我写了14年，书名取了十几个，初稿有二百多万字。书出版之后，我拿着它，就像面对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自己，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我从心里掏出来的。

    中华读书报：这样的创作状态是难能可贵的。

    罗日新：有时候我在黑夜里写着写着，时间长了，经历过的人和事就会自然而然地打心底里蹦出，曾经交往过的朋友又再次聚集在一起，和我一起探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故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文学创作给了我拥有第二次重新来过的人生资格。重拾和体验我曾经经历过的一切，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在所写的作品中得以永生。

    中华读书报：正如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评价，《钢的城》里随处可见的都是特别具体的毛茸茸的生活，通过这部小说我们能够看到里面那些活生生的人，他们演绎着活生生的故事，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挫折、他们的困难、他们内心的纠结和希望。小说人物众多，而且人物塑造也做到了有细节、有故事。尤其是赖子、活宝等小角色，着墨不多，但是写得活灵活现。

    罗日新：《钢的城》中的钢的人，活宝、赖子、毛仁银，都是确有其人。改革弄潮儿祝大昌、俞钢、易国兴，也是确有其人。因为有了“钢的人”，才会建造出“钢的城”。《钢的城》里的临江市，从“光灰”到“光辉”的蜕变，正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真实写照。小说里的真正内涵——临钢精神，就是钢的魂，也是城市工人的精神面貌缩写。

    我写得很慢，当时不追求发表，慢慢写，一开始没想写多少人物，就想写事件，一开始的书名叫《大浪淘沙》。那个时候大冶钢厂的人都认为“我是国家的”，有的一家三代都在大冶钢厂。在改革激烈的碰撞下人性会是怎样？ 我就想写这段历史。写了12万字之后，我发现《大浪淘沙》容纳不了我要写的国企改革和企业变迁的内容，又更名为《浴火重生》。写到18万字的时候，感觉《浴火重生》也承担不了书写的内容。便又更名为《钢花璀璨》《新生》等等，我想了不下十几个书名。我想把人物放在大事件里来写，反复修改，希望对所有涉及的人物有个交待，形成闭环。就像开头写长江，结尾落足到长江一样，前后有所呼应。

    中华读书报：工业题材的作品很多，您觉得《钢的城》有怎样的独特性？

    罗日新：我的职业是机械工程师，我认为创新就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我就在想，文学为什么叫创作，别人写过的我再跟在后面写，那不叫创新。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是工程师，蒋子龙写的《乔厂长上任记》我看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也看过，里面的细节我都能背，这部书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灵感是在劳动时产生的”。对我来说，灵感就是在钢铁中煅烧、凝固。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钢铁是抹不掉的印迹。

    中国钢铁人有钢一样的意志，有火一样的情怀。我在小说后面附了一张主要人物表，有60个人物。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众生相。这些人物一直长在我心里，从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在。我写了一群男人的生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黄石故事，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

    中华读书报：大冶钢厂的兄弟姐妹看到作品有怎样的反馈？

    罗日新：他们读到我的书，都在对号入座找自己，有的哭，有的笑，有的还忍不住八卦。所有人都说，谢谢你罗日新，你在帮我们找回青春，在帮我们代言。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们才是我灵感的源泉。我时常想起跟他们一起穿着工服，扎着麻绳，在火热的炼钢炉前挥汗如雨；想起下了夜班跟他们一起去公共浴室洗澡，去路边摊吃饭；想起每逢有工友结婚生子，我们你凑五十我凑一百去祝贺……他们是我的根，我的生活，我的炉火，我的钢花。如果各位读者从中能够读出我的家乡黄石那钢铁般的城市精神，读出我们为共和国钢铁工业贡献的青春、做出的贡献，读出我们这座钢的城的壮美、我们这些钢的人的柔情、钢的魂的道义，读出钢铁在我们火热的生活和时代中奏响的美妙音色，甚至能够读出中国钢铁工业继续向前发展，中国钢铁工人不断获得新生活的动人乐章，那我就非常欣慰了。

    中华读书报：作为一名业余作者，您如何看待写作？

    罗日新：我感恩苦难，是痛苦和劳动成就了我。写作是长跑，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拉力赛，一旦你爱上并选择了写作，就是套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只有前行，别无选择。写作的快慢不重要，关键是不停地写，随时随地随境地写，在钢花飞溅的炼钢炉旁，在深夜奔驰的列车厢里，不停地写，才能达到理想中的目标。写作的成功，一定是始于严格自律、持续不断、不停写作的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