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习惯》：习惯成自然

    邱泽奇教授《中国人的习惯》新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说实话，当下敢于写这样大题目的人屈指可数。不过，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里，冠以《中国人的××》着实也为数不少。一类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譬如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浦（Arthur Henderson Smith）的《中国人的气质》（1894，Chinese Caracteristics），当然，他的《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研究》（1899，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对于研究乡村社会的研究者来说也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一类为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譬如文化怪杰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林语堂的《中国人》。因此，无论是西方人看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看中国人，实际上讲的是中国的文化。

    安乐哲（Roger T.Ames）在序言中指出，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不断反省，实际上是呼应了费孝通先生的“我看人看我”“人看我看人”。在他看来，儒家的“仁”中有一种“二重性”（twoness），即自我意识的品质（关系性个体的基础）和对自己及他人的反省。人际关系是场域性的，人际互动也是场域性的，认识到场域性会使人反思，与自己进行内省对话。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人，是我看自己，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是人看我。《说文》:“二人为从,反从为比。”比肩同行也是比对前进，文化自觉源于比较，费孝通先生所讲的“我看人看我”“人看我看人”，核心思想就是文化的自我反思。

    邱泽奇教授《中国人的习惯》也是讲中国文化，但他所讲的是习惯的中国文化资源。他“并非企图解释习惯的社会影响或社会机制，而是试图对中国人的习惯进行最简洁的刻画，从认知与思维、与人相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休闲娱乐等场景探讨典型的，甚至理想或向往的习惯，最后，把这些场景的典型习惯放回中国文化之中，让我们在反思中了解自己、认识自己，让世界通过中国人的习惯和习惯养成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人”。

    《中国人的习惯》在人与习惯的“知-行-信”逻辑中，从思维习惯、社会习惯、生活习惯、工作习惯、休闲习惯五个方面创建了独特的体系，提出了一些创新性观点。

    首先，全面梳理、总结了中国人习惯的特性，尤其是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个人的，而是某个群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较为固定的元认知模式，而个人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尤为重要。一是“我看人看我”的“内省”思维习惯，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内省是每个人修身和行为向善的方式。一是“人看我看人”的“推己及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中国文化里，我看人看我和人看我看人其实是人己关系的一体两面。

    我以为，絜矩之道对中国文化人己关系“推己及人”的理解颇为重要。何谓絜矩之道？《大学》是这样说的，“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由此可知，絜矩之道，指出人己关系位于相对而生、立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人们要在人己关系的场域中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当然，《大学》还说“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朱熹认为是“平天下之要道”，那是另一层面的意思了。

    其次，深刻地揭示了革命传统继承和创新传统文化以及革命传统对中国人习惯的塑造。譬如，关于思维习惯，《中国人的习惯》指出：“中国文化里的内省逻辑，即以自察为基本手段，通过改过、预防、提升来修身，并将内化的善转化为日常实践，在自处、家庭、邻里、朋友、同事、政务活动中予以贯彻。这便是中国文化里的思维习惯，指导中国人的无意识社会行动。用当下语言说，中国文化主张自律。在自律中更主张培养随时自我检查的习惯，有过错后用自我批判进行补救。”所谓自我批判，也即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相对，正是我看人看我和人看我看人在政务活动中的日常实践和习惯。

    关于生活习惯，自省的生活习惯不仅存在于传统之中，也存在于现实之境。书中以周恩来《我的修养要则》所定立的七条规矩为例，说明日常生活的自律。

    关于社会习惯、工作习惯，《中国人的习惯》把中国传统文件的“见贤思齐”和革命传统中的“榜样”连接起来。“家庭和学校的约束与教育，都是从以他人为榜样开始的。在模仿榜样的进程中，道、法、术同时演进。得道必先立志，模仿榜样优先模仿的是榜样的志向。儒墨道法的共识是，志向是指导行为的基础，也是模仿的精髓。”榜样暗合了中国文化缔造的思维习惯、社会习惯和生活习惯，这些习惯与工作习惯一起组成了中国人的人性与习惯的一部分。

    由上可知，《中国人的习惯》从思维习惯、社会习惯、生活习惯、工作习惯等不同方面，把现代中国人的习惯和传统中国文化资源自然而然地承接起来。

    再次，前瞻性地提出了如何建立新的习惯的重要命题。在社会习惯的相关讨论中，《中国人的习惯》全面呈现了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数字化、全球化五股力量带给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变化，“个体化社会”的崛起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与个体化社会的崛起相一致，五股力量推动的人口流动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提出了挑战，人们在稳定属地的机会越来越少，生活在变动场景的概率越来越大。场景化的社会生活正在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变动场景的生活习惯对人们的实际意义越来越大。人们需要不断面对新问题，生活不再是循规蹈矩。面对创新带来的场景化生活挑战，邱泽奇教授指出：“推己及人的思维习惯、和而不同的社会习惯、择善而从的生活习惯可以支持我们面对变幻无穷的场景生活化吗？ 也许守正创新，不断地适应场景是我们需要建立的新的生活习惯。”

    邱泽奇教授是研究技术社会的著名学者，他把“技术地工作”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习惯。他以翔实的统计数据试图说明，随着技术的发展，中国文化塑造的工作习惯或许更有利于创新性工作的发展。

    最后，我想就《中国人的习惯》中的文化资源谈一下个人的浅见。一方面，书中对中国习惯的文化资源隐含了严格的界定，即在援引传统文化经典时，主要是儒、墨、道、法。另一方面，书中又秉持中国文化是多元文化的立场：“中国社会的精妙之处还在于，中国人有共同的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之和的机制关键在于，在五彩纷呈的差异风俗之上，更有总体性的社会伦理。无论是儒墨道法，还是外来的各类宗教，只要在中国的都贯串了一个基本倾向，那就是以内省为基本形式，以人己关系的情景预见为基本场景，以致中和为基本目标的教化，这是一种指向社会向善的系统性教化。”书中还谈到：“中国文化原本就是多元文化的产物，诸子百家不过是多元思想和观点的呈现而已。中国文化在面对更加多元的文化时，不仅有足够的资源，也有足够的容量见贤思齐，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从而变得列加丰富，也让中国人对人性的认识更加多元，让中国人对不同行为习惯的理解更加自觉。”这些论述，都是富于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