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传》：“历史的天使”背对未来

    ■吴晓东

    对本雅明的热爱，始于1980年代末读张旭东等翻译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这是本雅明在中国出版第一种著作，当时称得上是文学界、文化界和思想界的一个事件。记得是1989年春季，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大型书展上，这本书被买卖双方共同简称“发达”，我耳朵边回响的都是“我要发达”“给他发达”。读今年夏天刚刚出版的长达九百多页的《本雅明传》中译本，读到译者王璞谈他在艰辛而漫长的翻译过程中，一度从本雅明1930年代的“终末体验”联想到：“中国的‘新兴社会群体’在刚刚产生自己的形象并按照这一形象改造世界之时，是不是已然迎来自身的‘终末’？”今天看来，当年萦绕我耳际的“发达”也成了中国这一“新兴社会群体”在刚刚要“产生自己的形象”之际一个具有时代症候性的寓言，无论我们是以“中产阶级”还是“小资阶层”来形容这个新兴群体。

    而《发达》也的确成为一批“小资”读者的时尚读物，他们从本雅明所谓“大众”“张看者”以及“拾垃圾者”中体味都市现代性，从“文人”和“游手好闲者”形象中获得自我认同感，从本雅明“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以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这句经典判断中汲取感性。《发达》由此深刻地介入了一代读者所参与的1990年代以降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

    当然，文学爱好者以及学界中人确实从《发达》中汲取了充沛的文学滋养和理论激情。称《发达》培养了几代不同的文学青年和理论读者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其中最年轻的一代人或许是如今的在校大学生。在我开设的一门西方文学理论选读课上，一位三年级本科生这样解读本雅明《发达》中的寓言：“寓言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单向地垂直向上生成意义，而在于如何共时性、空间性地陈列事物，使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中生成更深的意蕴与总体的视野。”我当时对她所概括出这种“总体的视野”略显吃惊，因为在我三十余年的阅读体验中，本雅明一直呈现的是以赛亚·伯林所描绘的狐狸型理论家形象，本雅明也因其包罗万象的研究似乎成了20世纪后半叶全球理论界诸般领域的奠基人，如现代主义研究、消费主义研究、布尔乔亚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现代都市研究、20世纪弥赛亚神学、寓言诗学和历史诗学等等，他的著述博大又庞杂，睿智却含混，匮乏的正是总体论形象，那么这位本科生同学描述的总体性视野究竟是如何获得的？

    我的狐疑在读罢《本雅明传》之后豁然雾解。王璞在他精彩纷呈的长篇译后记中侧重探讨的，是本雅明所预言的“布尔乔亚世纪的终结”的大问题，对本雅明来说，这是一个横亘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整体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本雅明是建构了总体性“世纪视野”的第一个20世纪西方理论家，而这种总体性的认知在本雅明那里也有一种兼容性，既兼容了现代性总体方案和蓝图，也兼容了1930年代风起云涌于东西方的红色浪潮中的左翼和共产主义思想。而似乎只有本雅明才把共产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现代性同时理解为一个具有整合性的机制。王璞认为布尔乔亚的终末问题出现在“长十九世纪”和“短二十世纪”的交织处，在这两个世纪的既连锁又颠覆的关系中，布尔乔亚的终结并不仅仅是一个终末论的想象，而是真实的历史体验和根本性的境遇。这是从本雅明那里借景而来的整合了两个世纪的视野，也可以说是21世纪的读者从本雅明的思考中能够获得的最富启迪性的视野。因为借助这一视野，当今读者可以继续思考资本主义世纪以何种方式延续的问题，思考属于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乃至文明的“终结”问题，进而思考整个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思考是否还能获得一个关于文明现状和未来远景的新的总体论，提供了一个他人难以替代的历史经验和哲学理论视景。

    《本雅明传》以及王璞的译后记启示我的是，本雅明的总体性正生成于对两个世纪的历史体验和根本性境遇的整合。而本雅明一生中博大而精微的著述所提供的，或许是关于一种总体性感受力的最初也是最后意义上的理论支持。因此，我格外激赏《本雅明传》和王璞译后记中都在突出强调的本雅明本人的那句话：“……我多元的信念所代表的那个矛盾而流动的整体。”本雅明所体认的整体，是矛盾和流动的，因为它是内涵多元信念的，用《本雅明传》两位作者的概括，具有“内在的多义性”，因此也才是复杂幻变的。只有多义和复杂，才会内含矛盾；也只有多元化，才能蕴含多重的势能，继而才能流动，这就是本雅明所谓“多元的信念”所生成的“矛盾而流动的整体”。当然，这种“多元、矛盾而流动”也使本雅明的文体风格乃至思想体系本身带有含混性，即王璞所谓一种本雅明式的特有的含混。因为本雅明往往诉诸的是“更具悖论性的思考方式”，诉诸“寓意式感知力”，所以在本雅明的思想图像中，有一种“内置的含混性和无法决断性”（《本雅明传》第12页），他的思想中各种矛盾的面向，可能都与本雅明思维方式和写作形式“内置的含混性和无法决断性”有关，也多少决定了本雅明的写作形式即思想，文类选择也即思想，思想与呈现方式具有一体性的风格特征。

    这种“含混性和无法决断性”也构成了对中国学者思想方式和写作伦理的某种有益的启示。我们本土学者的研究和判断更容易斩钉截铁，总倾向于不容分说，因此每每立论简单、非此即彼，也往往使学术研究最终流于立场和姿态的表达。而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提供的依旧是难以企及甚或难以逾越的范例，在他那里，总体性和含混性两者通常是以悖论的形态兼容在一起的，这构成的是本雅明思想和文体的重要表征，也是他的哲学和理论所蕴含的魅力之所在。

    从《本雅明传》中所能获得的最有启示意义的，也许正是对这种“矛盾而流动的整体”的领悟。作为本雅明迄今为止最详尽的传记，两位作者揭示了本雅明丰富而复杂的一生，正如公众号“保马”在推送王璞的《本雅明传》译后记所加的“编者按”中概述的那样：“此传记以生命经验、历史记忆以及作为两者绝对媒介的艺术为主线，编织起详实的日常现实，投射出本雅明这一矛盾而流动的整体。作为欧洲现代性之重要见证的本雅明，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对自身阶级深怀不适与批判的这位布尔乔亚之子，他所见证的是整个布尔乔亚文明在20世纪的多重转变、全面危机和总体内爆。传记追寻着‘本雅明对生命和经验不断展开的文化、批评和政治折射’，尽可能丰富地折射出了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和社会史的‘光束’。”而在异彩纷呈的各种光束中，一个可以离析出来的最炫目的光谱，就是本雅明著述中含混性与总体性的统一，也是《本雅明传》具有贯穿性的总体叙述线索。

    在2022年8月28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文学刊》联合举办的“‘本雅明与布尔乔亚世纪的终末’学术工作坊暨《本雅明传》新书研讨会”上，张旭东、罗岗、赵文教授和王璞、朱康、汪尧翀、初金一、谢俊、王钦、林云柯、姚云帆等更年青的学人所聚焦的一个核心议题是本雅明的左转问题。张旭东在主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本雅明与马克思相遇的重大历史性意义，而王璞、汪尧翀、谢俊、赵文等也触及了本雅明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几个最重要的人物如卢卡奇、布莱希特等深刻的交集，讨论了本雅明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既紧张又松散的关联。这一本雅明的左转话题也启发我思考《本雅明传》是否在介绍与评估本雅明的左翼思想方面有所不足？ 两位美国作者在评传中是否生成了既隐晦又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本雅明传》这种意识形态的视野是否会影响到我们关于布尔乔亚如何终末，或者说关于资本主义如何终结的判断？ 布尔乔亚的终末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自我超克，是现代性的自我超克，还是被当时已经作为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已经成为远景的共产主义运动而终结？在后疫情的今天，似乎资本主义与其对立面都在遭遇终末论的考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人类文明的可能性前景？ 这也是王璞和王钦在会上所强调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没有终末论的终末史？

    而本雅明生命的最后十年所经历的完整的1930年代，似乎也在提醒当今世界可能即将遭遇的未来。《本雅明传》的最后几章，书写的是他在纳粹时代流亡巴黎等地进而在1940年自杀于西班牙边境的详尽过程，也使我的阅读体验充满着难以抑制的伤感，不禁暗自猜度：或许每个读者读到《本雅明传》的结尾部分，都会联想到当今世界，进而感受到的是本雅明的“历史的天使”再一次开始背对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