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泛儿童文学论”？

    在史料钩沉中知人论世，对所选作家作品进行爬梳剔抉地挖掘，并从“泛儿童文学论”的立场进行整体联动地思考与组合。

    ■姚苏平

    文学研究是可以通过不同途径、不断无限接近研究本体的过程，正如钱理群所说“文学史研究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它需要不断地‘重写’”。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响起了“重写文学史”的鼓音，彼时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撰写才刚刚开始。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梳理、建构、争鸣已经进入到较为成熟、健康的状态；并且能够与成人文学的变迁史，以及儿童史、文学翻译史、教育史、出版史等生成“同构对应”的互文关系；同时中国儿童文学自身的异质性、主体性也在多途径的探寻中浮出历史地表。梅杰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凝聚了他近20年的儿童文学编辑经历、矢志不渝的治学之旅，让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史的未来和未来的儿童文学史的多种可能，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创新性成果。

    梅杰的文化身份首先是一名优秀的编辑。独特的学术视野和根柢，使他在如沸如羹的童书市场中跳脱出纯商业化的追求，敏锐地提出了“人文童书”的出版理念，不仅编辑了老舍、林海音、俞平伯、凌叔华等现代文学大家的儿童文学作品，还“打捞”了诸多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中的失踪者、遗漏者；与此同时，他主持出版了《丰子恺全集》、儿童文学理论丛书“海豚学园”等具有标识性的经典系列。以“编”入“学”，“编研一体”，这在当下的童书编辑中尤为难能可贵。在这些颇具远见的编辑工作中，梅杰的儿童文学观逐渐由“儿童本位论”走向“泛儿童文学论”，即儿童文学是“可以给儿童阅读的文学”“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以此可见，梅杰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止是对以往儿童文学史撰写的一次结构性的整合，更是对自身儿童文学观点的突破，且论从史出、更从卓有成效的编校实践中勾勒出中国儿童文学百年的剪影。

    梅杰的治学颇为独特，不同于学院派在学术训练、师承关系上的缜密建构，他以孤心苦诣又转益多师的方式，凭一己初心和热忱，在史料挖掘和抢救上用功甚深，有些发现填补了包括儿童文学史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空白（如他的专著《童书识小录》《丰子恺札记》《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等）。值得一提的是，史料的甄别不止是儿童文学史的“补缀”，更是对儿童文学史进行“重写”的举证，比如就陈衡哲1917年创作的《小雨点》和1928年出版的作品集《小雨点》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意义，梅杰给出了极有见地的判断。这些不时闪现的史论相融的异彩，令该著作洋溢着青年学者的个性和锐气。

    上述的业缘、学缘互为因果，构成了梅杰重写儿童文学史的动力、方法和特色。

    正如韦勒克强调文学史研究要体现历史的“浓密性和多样性”，《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力图在大文学史的宏观背景下，在“泛儿童文学论”（即“适合给儿童阅读的文学”）的“史观”牵引下，呈现了“材料”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书名虽定名“重写”，却定位为“纲要”；这是梅杰高明之处：该著作是对既往儿童文学史的一次概略性的刷新。该著作从当代文学不宜修史、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结构设计说开去，谈及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缘起，并将其历史分期为诞生 期 （1917-1927）、发 展 期（1927-1937）、挫折期（1937-1949）、新生期 （1949-1959）、断裂期（1960-1978）、重建期（1978-1999）、分化期（2000年至今）。在设定好坐标轴后，在每一个研究时段中寻找代表人物、作品和事件，使“观点”和“材料”相互印证。如“诞生期”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理论先行，茅盾、郑振铎等人的编译活动，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俞平伯的诗集《忆》和冰心的散文集《寄小读者》，废名的儿童小说，胡适、陈衡哲、鲁迅、王统照等人的作品等共7个部分。正是基于“泛儿童文学论”、不依赖儿童文学自身的“文学自觉”，由此梅杰另辟蹊径地从俞平伯、废名、胡适、鲁迅、王统照等人的作品中取出了“可以给儿童阅读的文学”的作品材料；并以冰心《寄小读者》“偏离”了儿童读者的创作自述为佐证，进一步说明儿童文学草创期的纷杂，掷地有声地总结“诞生期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大多只具有文学史价值，而很难成为后世师法的儿童文学经典”，摹刻出中国儿童文学诞生期粗粝而浑然的样貌。

    在部分文学史著作面面俱到、持中守正的背景下，梅杰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带有着个性化阐释的卓见与锋芒。他能够在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淘捡出具有代表性的史料，比如“挫折期”一段按中国现代文学所分的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和孤岛文学四种类型，推举各自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尤其是对延安地区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挖掘与引荐，是以往儿童文学史撰写中多被忽略的。梅杰的治学没有门派之见，没有“定论”之缚，比如周作人和黎锦晖有关精英理论与大众实践之间的离合；关于沈从文、巴金、茅盾等介入儿童文学创作的成败评述，以及在当时的文学场域中所获得的评价和定位同样构成了文学史的“要件”；对叶圣陶、陈伯吹、张天翼、严文井、徐光耀、李心田、孙幼军等儿童文学代表人物的更细腻、更审慎的评判；直面回应了曹文轩、金波、郑渊洁、沈石溪等文学创作的争议问题……这些论述来自梅杰的专业批评和思考，更来自他的真诚和勇气。当然，梅杰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话题，如“儿童读物应否描写阴暗面”；建议有志者从事“古童话”搜集工作；对民国时期大量的儿童报刊的梳理工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设计。

    《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方法论的意义在于用开放的、多学科的视野审视儿童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被发现、被定位和不断位移等现象；在史料钩沉中知人论世，对所选作家作品进行爬梳剔抉地挖掘，并从“泛儿童文学论”的立场进行整体联动地思考与组合，展现出该著作的原创性和开拓性。当然该著作的不少篇目是梅杰讲稿的汇集，存在着以小博大，以“案例”的连缀、尤其是“乡缘”体系中的作家作品，来说明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发展的单薄性和偏至性的问题；这一“列传”式的书写结构，容易忽略“编年”的时间序列性，也略微造成了从诞生期到重建期（1917-1999）每一时段之间的作家、作品、文体的彼此关联性、发展性的隔膜。

    纵观《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笔调平实、深入浅出，绝少故作高深之态，别具不惟自度兼能度人的情怀。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中的“重写”意识，使梅杰在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评判、归类的时候，不以既往的“定论”为标签，不以沉积的“定性”为统摄，而是抓住思想和艺术的敏感问题，提供了儿童文学学科个性化、原创性、创新型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