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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9月07日 星期三

    罗振亚:诗歌奖——结构上相对理想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09月07日   05 版)

        (第六、七届鲁奖诗歌奖评委)

        这一届评奖获奖作品结构上相对理想,五位诗人确实都很优秀,有代表性。刘笑伟的《岁月青铜》饱含中国军人昂扬向上的精神和阳刚之气,富有家国情怀,具有思想深度。这是当下发嗲与软绵诗歌流行时节诗坛最需要的声音,正能量和艺术性结合到无缝状态,也值得诗人们揣摩。刘笑伟可视为军旅诗的代表,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劲旅,军旅诗在历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只是批评界对它的评价比较薄弱,相对滞后。陈人杰属于存在型诗人。他在西藏的眉目与形体“绘形”的基础上,尽力凸显西藏的骨骼和血肉,呈现西藏人的灵魂。他的《山海间》是高海拔的精神鸣唱,代表一种有精神重量的艺术取向,善于调整、化解异质对立的矛盾艺术因子,想象力繁复、高远、奇崛,给人天高地阔、豁然开朗之感,于当下诗坛不仅是一种抗衡,更是一种启迪。韩东是实力派的优秀诗人,曾代表过一个时代,现在也仍然不老,他的诗歌和当下生活的融汇很巧妙。他有写诗的天赋,平常的话语在他的唇舌之间吞吐之后有天然的诗性,把口语和诗歌这两个相对对立的东西化合得非常理想,看上去和读者打成一片,实则底蕴深厚。我认为这种诗歌会扩大诗歌的受众面,如果诗歌都写得过于晦涩、阳春白雪,读者可能越来越少。路也的《天空下》对现实有着细微体察,避免了以往诗歌进入生活比较薄弱的一面。她经常把叙述作为维系诗歌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表现出处理复杂生活问题的能力比较强,体现出深邃、阔达的诗意。它对诗歌发展有一点启示,那就是新诗要想克服自身“此在”占有性不足、处理复杂事体的能力薄弱的弊端,就必须借鉴叙事文学的长处,以缓解自身的文体压力。

        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这一遗憾到了穆旦、洛夫等诗人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而臧棣在这一向度上做得更为彻底,使观察、聆听事物之“思”由片段、局部、不自觉的穿插,上升为一种本体性的存在,完全打破了诗歌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以理性深邃的筋骨支撑使文本愈发坚实,这也是他《诗歌植物学》的一大亮点。百年新诗对植物的观照基本属于咏物诗范畴,诗人们的想象总是盯着其外在形态,将其作为对社会、人生和自我情感认知的隐喻体,很少能够抵达植物本质的深层。在这样相对黯淡的背景下,臧棣植物诗学建构的出场意义非凡。

        鲁奖是我们国家级的文学奖项,参与评选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每一个评委的态度都非常端正认真,我曾参加第六届、第七届鲁奖诗歌奖评选,最后选出的五部作品,代表了当代诗歌最高的水准。我认为旧体诗、散文诗的评选值得探讨,比如有近三十部旧体诗参评,是否需要单独设一个名额? 散文诗的评选标准是否和诗歌完全一致? 耿林莽的散文诗初评时排名比较靠前,但最终未能评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遗憾。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审美意味和审美形式共时性的体现。有些作品看似“无用”,实则有“大用”;近距离看不一定和现实、时代发生多么密切的关系,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和艺术、和人生关系更密切,这样的诗歌也应该被关注。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选,应该是思想和艺术达到一种平衡,有用和无用达到一种很好的结合。做得恰到好处,更能够被人们认可。如果完全都是贴近现实的诗歌,可能若干年之后就成为明日黄花;如果完全强调艺术,也会出现失衡。

        整体上看,历届获奖作品体现了21世纪诗歌的一些变化或趋势,至少有几个方面:

        第一,诗人们经历了21世纪整个国家民族很多大悲大喜的事件,比如非典、雪灾、海啸、地震、奥运、共和国华诞等等,及物意识越来越深细化、内在化,很多诗人注意参悟、承担诗歌伦理的内涵和分量,在承继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遏制1980年代的大词、圣词入诗的同时,努力在疼痛感和烟火气中寻找诗歌介入现实的一种对话途径,把周边的生存境遇和感受作为诗歌的资源,建构诗歌美学。并且因为诗歌直觉力的超拔,很多诗歌已经超出片段的、灵性的感悟层面,传达出对人和社会的一种独到理解,暗合读者的深层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把若干年前诗歌和现实关系悬而未决的难题基本协调好了。

        第二,诗人艺术上最明显的变化是日趋沉潜,注意诗歌本体的打磨和可能性的开掘,使整体艺术表现水准获得大幅度提高。比如说有的诗人用象征、意象的追求,但是更成熟,达到了习焉不察的程度。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和入世化的倾向相应和,诗人们注意挖掘细节、过程、对话和场面等等叙事性文学因素的能量,以克服诗歌此在经验的占有和处理复杂事体等方面的不足,向小说、戏剧、散文等文体进行扩张,使得叙事意识越来越强,甚至使叙述成为维系诗歌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比如路也、陈先发的很多诗歌都具有这些特点。还有一些诗人艺术上有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大多数语言变得很朴素,返璞归真,读起来不那么累,更宽阔、更宽泛地贴近人性,贴近读者。

        第三,诗人们把诗看得越来越重要,写诗、读诗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以宗教的态度对待诗歌,非常虔诚,这实际上也是诗歌伦理的一种复苏。他们确立了一种清洁的诗歌精神,把写诗当做非常重要的一种人生活动,自身也注意人格的铸造,包括艺术手段的打磨,对整个文本精益求精,这些也都是值得深思的,也将对当下诗歌创作带来很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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