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三届鲁奖散文杂文奖评委)
我先后参加了两届鲁奖散文评选。2002年,我参加了第二届鲁奖散文杂文奖评选。说是评奖,其实没有硬性的标准,思想、艺术的评价都很笼统。评选要求得票率超过三分之二才能获奖,讨论时分歧很大,评委们各自根据自己的主导思想提出五部作品,名单很分散,那一届投了三次票才选出获奖作品。
和其它门类不同,散文评选的眼光的区别太大了,大家对各自心目中应该得奖的书目分歧很大。我觉得当时鲁奖的评选有点偏保守,似乎安慰的作用更大一点,有些作家写了几十年,名气不小,但是作品究竟有多好要打个问号。鲁奖评选不能光在资历和声望上做文章,应该更多地针对文本,同时也应该新老搭配,写作时间不长但水平不低的无名作家也应该纳入评选范围。所以我当时提了三个比较年轻的作家——我更关心资历不高、有写作潜力的作家,他们的散文关注的事物和当时的散文界不太一样。但是都未能评上。
2005年我又参加了第三届鲁奖散文杂文奖评选。这一届评委只保留了上一届的三位评委,懂散文的人少了。一是评委构成。一方面,有些专家在各自的领域很有水平,但跨界担任评委有时候会说外行话,多少有点不搭界;另一方面,如果是小说家获奖,作家一般对小说创作熟悉或有独到见解,散文似乎不一样。散文写得好大多出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文字能力,未必对当下散文面貌,或对散文理论心中清楚,这基本上不是一回事。
我最欣慰的是,这一届把大连作家素素的《独语东北》评上了。当时素素和另一位作者在第二轮评选中平票,第三轮专门对这两位作家来投,二选一。评委们陈述评选理由的时候,我就比较明确地说,素素这样的作家,如果这一届不往上推的话,是很大的遗憾。素素一个人走遍了东三省,写出了东北历史的沉重和残酷,这不是女性作家轻易可以达到的。而且她的案头工作做得很深入,把东北历史研究得比较到位,《独语东北》是历史文化散文中的一个另类,在叙述中抒情,有她自己的心理根据,和其他人写的东北不同。最终,素素在第三轮投票时以一票险胜。
第三届评选时我记得还有周晓枫的《鸟群》,终评会上我投了票,我希望以她的作品冲一冲陈旧的空气,但没有达到目的。当时散文界涌现出一些新气象,沒能在这一次评奖中体现出来。史铁生的作品《病隙随笔》获奖我心服口服,并且写了授奖词。鄢烈山的《一个人的经典》我也赞同,他的杂文写得确实好。但是到了第四届评选,只评出了四部散文,杂文空缺。其实散文本身品类多,杂文只是散文中的一类,必须设定一个杂文获奖者有些不合理。如果这一届没有好的杂文,为什么非加一个杂文奖?
《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获奖我也认可,贾平凹的散文写得好,但这部不是他最好的散文。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散文评奖很难评出一个人最好的作品。一个作家最好的散文往往是在他名气还不够大的时候,当然也不排除老年或晚年衰年变法,达到高峰,比如孙犁。有生命力、有闯劲、有爆发力的散文,在散文评奖中很难评出来。所以获奖与否,对作家、对读者来讲,都不要太当真。名气和实力往往不是一回事。奖的名声越高、影响越大,对获奖者的压力越大。名气的顶点不是实力的顶点,甚至可能是走下坡路的起点。这种例子在作家里实在太多了。
对作家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只对文本评选得出判断,是最好的评奖。2007年第四届鲁奖评选的时候,因为散文组有一本百花文艺出版的散文集,我需要回避,就临时从散文组调到中篇小说组担任评委,发现小说界比较活跃,不陈腐。印象最深的是,崔道怡声嘶力竭地往上推葛水平的《喊山》。他穿着红色的衬衫,极力推荐,以压倒一切的气势说:“如果不评上,我这个评委不当了!”——这在散文组是没有过的,这是我在中篇小说组的一大收获。那一届非常遗憾的是,天津作家王松的《双驴记》写得非常好,我虽尽了力量,也有的评委i认同,也许在这里我终是个“门外汉”,最终落选了。我始终认为,那是王松的高峰之作。好在他的中篇小说《红骆驼》获得第八届鲁奖中篇小说奖,我觉得这个奖对于王松来说迟到了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