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在华留学生的日常生活细节

    目 加田诚（1904-1994）是 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今人论述汉学在日本的成就，普遍都认为目加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大家，他在先秦文学、《文心雕龙》、六朝文论、宋元词曲等方面皆有很大贡献。与此同时，他也称得上是一位“被隐没的红学家”。他对中国文学的学习和研究，正是从《红楼梦》开始的。

    1926年，目加田诚“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师从盐谷温，1933年被任命为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中国文学讲座第一代专任教师，同年10月至1935年3月受日本学士院派遣赴北京留学”（李由《〈北平日记〉与被隐没的日本红学家目加田诚》）。留学期间，他以日记形式一天不落地详细记述了自己在北平的生活及所见所闻。1935年，目加学满归国，这部日记便被他雪藏了起来，直到2012年才被发现。2019年，日本中国书店出版了《目加田诚北平日记——1930年代北京的中日学习交流》日文本。2022年，该书中文本在凤凰出版社出版，这位日本汉学家早年在中国的求学心路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此之前，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小川环树等同时期日本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的经历早已为人熟知，现在，随着目加日记的问世，使得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这一话题得到了进一步补充，也有助于人们更全面了解1930年中期左右中日文化交流的细节与全貌。

    有关目加北平日记的意义及其研习《红楼梦》相关情况，早前已有学者进行过深入探讨，此处不再赘述。本文更多着墨于对目加来华期间日常生活细节的陈述，以期人们更为全面地理解这位日本汉学家早期的求学历程，以及三十年代中期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大致轮廓。

    在中国一年多时间中，目加每天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跟随奚氏、常氏等几位汉语老师学习中文。学习之余，他也会和同来的日本同学结伴出游，如八达岭、北海公园、天安门、怀仁堂、长安街、东安市场、陶然亭、琉璃厂等都令目加流连忘返，还有如电影院、溜冰场、戏楼等也是目加常去的消遣之地。

    目加虽然倾心于中国文化，但在内心深处，也不见得对中国所有的事物都心存热爱。例如在饮食上，他就多次直言中国的餐馆肮脏、难吃，印象很差。抵达中国次日，目加去拜访在北平已居住了十多年“完全就是中国式的生活”的竹田四郎夫妇，“夫妇二人带我去西长安街的忠信堂吃了午饭。虽然号称是一流的饭店，着实很脏乱”。这是中国餐店留给目加的初印象。此后，这种观感如影随形，几成目加留学生活中的不悦之源。又如1933年10月21日：“饭都是中国厨子做的，一餐二十五钱。早餐 是 盛 在 脏盘子 里的馒 头……”；26日晚与同学一起去前门外便意坊吃烤鸭：“全都是些脏兮兮的，与东京晚翠轩的东西很不一样。”这些记载，一方面应属当时北平餐饮业卫生及环境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也与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饮食习惯有关，但更为真实的原因，可能还是与目加始终难以融入中国的社会氛围有关。

    目加留学中国时在1935年，此时正处于“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这两个影响中日关系的大事件之间。1933年，随着“塘沽协定”的签署，中日关系虽然出现了一个“小阳春”（《目加田诚北平日记》序言第12页），但总体上来说仍然复杂而微妙。1934年9月，目加托人去办到北大做旁听生，得到的回复是“孙人和、吴承仕都愉快地同意了”，但“马衡对日本没有好感，马隅卿也是不太高兴”。由此可知，在当时的氛围里，著名学府的教授们，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抛下政治立场而接纳日本留学生。这也是目加来华留学期间缺少深交的中国同学而只能在本国留学生圈子里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日记中所反映出的史实来看，在来华留学期间，与目加交往甚深的中国人，除了红学老师奚待园外，仅有俞君一人。俞君名鸣奇，是一位“有意日中互授之青年，逋二十二，清华贵胄，英语、法语皆任运无碍”（1933年12月1日）。所谓“互授”，即互相向对方学习语言，这与当时日本留学生学习汉语多从《红楼梦》开始并多聘请民间的旗人红学家一样，是颇受认可的一种学习方法。据目加晚年的回忆文章《别离》记载：“俞君自己说他似是苏州俞曲园（清末学者）一支的族人，是纤瘦而风雅之士，爱读《红楼梦》。好画而不精，又作诗填词。和俞君散步，便有与异性友人同行之感，偏偏其内里却是个顽固的男人。”1933年12月1日俞鸣奇前来“互授”后，一直陪伴到加目完成学业之际，期间二人经常一起外出旅行、游玩、逛琉璃厂等，关系十分密切。1935年2月 14日，俞鸣奇计划离开北平去张家口。当晚，目加约小川环树一起为之把酒饯行。之后，又由俞氏邀请去乐华剧院看戏。戏毕，二人在前门大街依依惜别。目加晚年所写的《别离》一文，对此有十分详尽的记述，足以说明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但同时也反衬出目加的“中国朋友”少之又少。

    虽则在此期间，目加接触过胡适、俞平伯等著名的文化人士，但也仅局限于普通的问学往来。1934年10月14日下午，目加与三位同学去米粮库胡同拜访胡适，胡出示其所藏《脂砚斋重评红楼梦》给目加等人。对此，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有日本青年学者小川、山室、目加（田）三人来访”，别无他语，可见这只是一次极为普通的见面。包括目加结束学业后 南下归途中访问鲁迅也是如此。虽然多年后在目加的笔下，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见面（《目加田诚北平日记》附录，第294页），但翻检鲁迅当日的日记，“下午得达夫信，介绍目加田及小川二君来谈”（《鲁迅日记》，1935年3月21日），仅有寥寥数语，就可知道，这也是一次普通的见面。

    目加来华留学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不可不说：购书。笔者粗略统计，从其1933年10月24日首次在文奎堂购《越缦堂日记》，到1935年2月6日最后一次在琉璃厂购柳公权、苏东坡法帖，目加在中国统共购书不下于七十次，除了有关“红学”版本及研究书籍外，还包括词曲、经史以及明清世情小说等，还有如《新学伪经考》《国学季刊》《文学季刊》这样在当时影响颇大的书刊。学满之后，这些书籍都被妥善运送回国，成为目加日后精研汉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这些中文书籍，多来自奎文堂、世古堂、文禄堂、群玉斋、通学斋、早晨书店等北平知名新旧书店。与今天我们到店买书的成例有所不同，这些书店几乎都为目加提供了上门服务，其中尤以奎文堂、世古堂两家最为频繁。如1933年10月24日：“文奎堂来，买了《越缦堂日记》，45元。此书在日本原就想要了。文奎堂每早都会带书来。”此类记载，在日记中隔三差五可见。

    总体而言，目加田诚的留学生活愉快而充实。他是一位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有着诗人和小说家气质的青年。在他的日记里，不时会写下一些抒发心情的句子：如1934年2月1日：“我屋中的迎春花已开，红梅还没开。已是二月，春不远了，春不远了”；4月14日：“桃李花开，杨柳如烟。坐藤椅子而喝茶，薄暮归宅”；4月22日：“长安街春雨绵绵，街灯倒映路面水中，甚美……持白丁香归，插于房中”。从这些充满着诗性色彩的句子里，我们不难体会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对一位远道而来的青年人的浇灌和熏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