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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8月31日 星期三

    教育家办学的历史文化之维

    王喜旺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08月31日   08 版)

        《百年动变:教育家办学的文化反思》,黄书光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12月,85.00元

        我们正处在一个热烈呼唤教育家且能够产生教育家的时代,教育家研究已成为近年来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焦点,生产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黄书光教授等著的《百年动变:教育家办学的文化反思》便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笔者之所以下此断语,是基于如下的阅读体验。

        第一,独特的视角选择。既往的教育家办学研究,基本上是两种取向:一是选择某一个影响巨大、特色鲜明的教育家,对其办学行为进行个案研究,挖掘其办学行为的动因、形态、影响;二是选择某一时期的教育家群体,对教育家群体办学行为共性的动因、形态、影响进行探究。作为基础性工作,这样的研究成果的价值是不能抹煞的,但它们的缺陷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既缺乏历史的深度,也缺乏文化的深度。黄书光等撰写的这部著作,恰好可以弥补此类研究的缺陷。该著作选择清末民初为起点,其视线延续百年之久,把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现代化与本土化历程中,不同时期教育家办学行为进行有机勾连,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百年来的中国教育家群体,是如何在一代又一代教育家的思想累积和实践积淀中,把中国教育现代化与本土化托举到今日之高度的。这一通过展现历史的纵深透析教育家办学的视角,无疑是值得称扬的。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部著作引入了透视教育家办学的文化眼光。如果细心体察,我们不难发现,该著作遵循的一个基本的分析理路是:先展示教育家办学过程对中西文化异同的认知是什么,再深入挖掘教育家办学过程中如何对中西文化的异同、冲突进行择取与整合,最后探究教育家办学过程中如何针对不同的时代需求达成群体共识和文化认同。这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支配教育家办学背后深沉的文化审视。任何时代的教育家办学活动,都必然会负载着“文化思维”。就此而言,对教育家办学进行文化诠释,自然是一个具有很大开发余地的学术生长空间。在既往的教育文化研究中,存在着三种取向:一是把文化视为精神性、观念性存在,从教育价值观、教育思维方式、教育情感等要素出发,剖析教育文化。二是以格尔兹的思想资源为基础,解读教育存在背后的意义所指。如解读各种学校中的仪式、传统的宗教仪式、祭祀仪式、建筑样式等的教育意蕴。三是以福柯的思想资源为基础,研究教育实践中悄然存在但没有明言的规则。如教育策划中的规则、课堂教学中的规则、课程设计中的规则等。这些取向的教育文化研究,虽然其聚焦点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之处:把文化视为独立于主体的、可以单独把握的结果和实体。该著作与通常的教育文化研究不同的是,它是站在文化拥有者的立场上,从主体动态的文化认知、文化选择、文化认同等方面,对教育家办学背后的文化之根进行深度剖析与挖掘。这就为我们开展教育文化研究打开了一扇别具洞天的“主体之门”。我们以后就可以朝着主体的文化规划、文化认知、文化选择、文化整合等方面进行教育文化研究。荷兰的哲学家冯﹒ 皮尔森虽然曾经给出过这样的研究指向(参见《文化战略》,[荷兰]C. A. 冯.皮尔森著,刘利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遗憾的是,这样的指向一直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在黄书光教授等所做的这一学术示范启发下,我们今后完全可以朝这个方向不断前行。

        第二,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在一个百舸争流、千峰竞秀的学术时代,脱颖而出的学术成果往往是与作者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密切关联的。在这部著作中,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在既往的教育家办学研究中,可能是为了突出自己作品的原创性,作者往往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自己研究之前的相关成果排拒在外的取向。这部著作的做法却相反。它不但展开属于自己的教育家办学历史文化之维的深层思考,还把既往的研究成果有机地融汇到自己的分析探讨中去。其中,既有顺水推舟式的推进,又有逆水行舟式的辩驳,更有别开生面的拓展。这就使得这一研究与既往的研究构成了一种实质性的对话关系。这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只有这样的学术创新,才具有吸纳既有研究积累的潜能、冲破陈旧学术格局的力量。对于这一点,著名哲学家冯契曾经说过:“一切科学真理都有历史性,都包含有矛盾,都期待着后来者通过它来超过它,只有通过它才能超过它,但不超过它也不算通过它。”(《冯契文集(第一卷)》,冯契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这里,冯契说得很明白,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后发的研究与既有的研究成果形成深层的对话关系,在继承既有成果合理性的基础上,不断实现超越,生成新的知识要素与理论建构。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的教育研究,决不能简单地走所谓“重起炉灶”“改天换地”之路。这种道路看起来似乎很有炫人眼目的效果,但因为其是无根的,表面之新异掩盖不住内在的无力,其结果往往是沙上筑塔。我们应该走的道路理当是承前启后、继古开今之路,这也是本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取向。

        总之,这是一部教育史研究的力作。无论在视角选择的匠心独运,还是方法论使用的别具一格上,都是令人瞩目的。当然,笔者在这里只是在宏观上就该著作的优异之处阐发自己的一得之见。其在微观上的论点创新,无法一一点数。只能期待有心的读者徜徉其中,“海中拾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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