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兼顾历史与文学的《左传》打开方式

    《左传》是十三经之一，只就十九万余字的文本体量而言，其已经是一部足以另人望而却步的“大经”，而先学繁浩的章句训释、经义解读在拉近我们与《左传》间距离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新的疏远——让原本联系并不十分紧密的文本内容，愈发碎片化。这使得如何阅读《左传》，或者说如何建立对《左传》文本的整体认知格局，成为一个命题。经学时代之后，解决这一问题的需求更为迫切。杨金波所著《世族书写与〈左传〉叙事研究》（下称“杨著”），从春秋世族出发探索《左传》叙事问题，提供了一种兼顾历史与文学的《左传》整体打开方式。

    人们通常以对时间、人物和事件的侧重来区分史书的体例，并认为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实际上，中国的历史书写大多以人物为中心，《史记》如此，《资治通鉴》等亦如是，这样的历史书写意识同样体现在《左传》中。因为，中国的历史书写模式发源于史官记事，而史官记事的显性标准是“君举必书”。杨著讨论《左传》叙事，选择春秋世族人物群体为切入点，对还原历史书写传统有所提示，也是我们开启《左传》阅读的一把钥匙。如作者明确：“春秋时代并未打破西周时期的社会结构，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只是处于酝酿阶段”，“春秋时代王室的地位下降，但国君和世族代有更替，并未突破极限，国君、世族相辅相生的关系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诸侯求霸，世族是春秋时代矛盾与权力的中心，是国家关系与国内政治生活的主体，更是春秋社会走向的决定力量”。这是站在春秋时期历史变迁的立场上对《左传》内容的总括，也是我们阅读《左传》应有的视野。

    较之春秋世族群体这一切入点的选取，对我们阅读《左传》影响更为直接的是杨著有关文本形态和结构的论述。杨著认为：“《左传》中的每一个条目，可以独立成一个事件，也可以多个条目组合成一个事件，因为不同的视角，有的条目可以分别编入不同的事件中。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是《左传》文本的积木式形态。”这里所说的“条目”，当指杨伯峻先生所划分的《左传》“条目”。此段文字具有提示意义的重点在于“有的条目可以分别编入不同的事件中”，这是我们阅读《左传》时需要特别注意和借鉴的。作者在后文中论及“互文见义”，但并未涉及此，实际此一现象应该归入“互文见义”之中。确认《左传》的“积木式文本形态”，是一种基于“分经比传”后《左传》文本现实状态的考量，《左传》阅读的难度正在于此。而可以较好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接下来作者提出的《左传》应验书写结构。

    在说明《左传》对待预言的态度并分析其文化指向后，杨著列举了《左传》预言的叙事功能，同时指出：“以预言对应事件的发生发展，是《左传》在编年体依时记事框架中，将发生在不同时间的复杂事件关联起来的独特叙事方式，这一方式，贯穿了《左传》叙事的始终。”讨论《左传》中的“预叙”或者“预言式展开”，是《左传》研究的常见话题，但作者将其与甲骨卜辞的占验结构联系起来，并向后拓展至《红楼梦》判词的“草蛇灰线”等，显示了较开阔的观察视野。

    中国学术传统中，《左传》的文学属性主要通过选文的形式体现，各家选本选文标准有所差异，但实际所选内容并无更多差别，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左传》文学性认知的偏狭。比如，我们常常仰望春秋时代灿烂的思想文化，但从《左传》中看到了诸多的“王纲解纽”。杨著通过对《左传》叙事的观察，总结梳理了《左传》思而不惧、大风泱泱的美学风格：“从王道衰微到世族乱政再到陪臣交叛，是春秋时期社会发展大致脉络，也是《左传》记录的主要内容，但《左传》对此的表述，既少‘黍离不复闵宗周’之叹怨，更无‘雕栏玉砌应犹在’的亡国之音，这是史官文化‘书法不隐’的自然表现，也是《左传》思而不惧、大风泱泱之美学追求在效果层面的注释。”这是一种具备宏观视野又以微观考察为支撑的考量，为我们理解《左传》叙事的复杂性，提示了一条以文学属性为认知前提的路径。

    《世族书写与〈左传〉叙事研究》一书，另有可观之处尚包括作者所说的“个人情绪”等。傅道彬先生指出：“正是因为对春秋世族的深入了解，金波同学对春秋世族是充满同情的，这一方面体现在对世族君子人物形象的立体展现上，也体现在对春秋世族悲剧命运的描写上。”作者的笔触，饱含了个人的感情。可以说，概观全书，这是一部有温度的充满感性体验的著作。当然，杨著也还有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如本书试图以世族为纲，但在讨论《左传》世族书写的文学史意义时，相关章节与世族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作者着重探讨了《左传》“也”“初”等字词与叙事的关系，而这些字词同样见于其他文本，《左传》叙事与其他文本的异同、对其他文本的影响等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探究。我们也期待着，对《左传》这部中国早期叙事文本的高峰的开掘，不断呈现新的斩获。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