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益多师立根柢

    许多从事文史研究的青年人可能都曾陷入疑虑：王国维、梁启超等大师“童子功”坚实，四书五经等典籍从小就背得滚瓜烂熟，而自己是到大学乃至研究生时才选定专业，这还来得及吗？

    刘跃进先生撰著的《从师记》以细致翔实的现身说法，回答了这个问题：学无早晚，转益多师，夯实根柢，必有成就。

    要说“童子功”的涣散、中小学的“先天不足”，大概最严重的是刘跃进先生这一代人。他出生于1958年，名字带着时代的烙印，小学、初中、高中完全处于“文革”期间，而小学多次转校，还曾在河南信阳潢川黄湖农场生活三年。因此少年所受教育的状况可想而知，他坦称：“我在小学和中学那几年没有怎么读书，天天搞运动，每天就上半天课，每个学期都要学工、学农、学军至少一个月。”（《“跃进”时代萌生的文学梦想》）

    1977年恢复高考，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先声，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当时刘先生下放到北京远郊农村插队落户，干农活之余复习迎考，考入南开大学。当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半晌说不出话来”，“在返回大队的路上，我手舞足蹈，引吭高歌，恨不得要把自行车举起来”（《“我在 这战斗的一年里”》）。只有经历过那种岁月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激动和喜悦。

    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刘先生正式开始学术的入门训练。专业的选择曾经几度游移，直到1979年春天听到叶嘉莹老师讲古典诗词，“才知道古典文学原来那么美”（《从师记》），于是“吟诵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诗句”（《好诗不过近人情》），决定选择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工作，后考上杭州大学第一届古籍整理研究生班，接受科班训练，改变了读书方法，明白了一个关键问题：所谓基本功，就是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小学知识，下这些“笨功夫”就是为了夯实根柢。

    在学术生涯中，刘先生有幸认识了叶嘉莹、罗宗强、姜亮夫、曹道衡、沈玉成、傅璇琮、刘桂生、程毅中、魏隐儒、王伯祥、蒋礼鸿、陈桥驿等名师，虚心好学，每每能从他们那里学到“绝活”，融会贯通。兹据书中所记，例举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治学方法：

    罗宗强老师：研究作品要注意事迹编年，“许多作品，离开具体环境、心境，是很难了解真实含义的。事迹编年在这里就显示出重要性了”。“所谓精读，就是带研究性，一个作家一个作家来，大致做这样几个工作：版本、辨伪、系年（利用已有之年谱），思考若干问题。”（《从师记》）

    姜亮夫老师：继承王国维做学问的特点，重视资料编纂工作，认为“编工具书这件事，我们研究学问的人，非做不可”（《记忆中的水木清华》）。让学生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时刻注意根柢之学，要打通文史界限，要让“每个同学成为通才，而不是电线杆式的‘专家’”（《好诗不过近人情》）。

    傅璇琮老师：古典文学研究如同建筑工程，分为基础设施和上层结构；基础设施包括基本资料的整理、工具书的编纂等，看似容易，其实繁难。（《斯人已逝，德音未远》）

    魏隐儒老师：“版本知识，是来自实践经验。”“名家都是苦功夫熬出来的，没有捷径可走。”（《“小室无忧”》）

    蒋礼鸿老师：倡导“读书有限偷懒法”，即充分掌握目录学知识，事半功倍。（《从师记》）

    上述方法，大约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察本源，立根柢。如果要用本书的词语概括出本书的两个关键词，或许应该是：从师，根柢。

    书中最后一篇《求其友声三十年——由一场学术演讲说起》，虽然列为“附录”，但却另有深意。文章记述第一次做学术报告是1992年在曲阜师范大学。1998年在扬州大学做学术报告时，当年曲阜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周广荣已是扬州大学的博士生，再一次听刘跃进先生作报告，并相识交谈。周广荣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二人保持交往，刘先生说：“在佛教和西域文明研究方面，广荣也真是我的老师。”不但善拜长辈为师，也能以学生为师，如韩愈《师说》所说“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这才是真正的“转益多师”！

    经验之谈，弥足珍贵。青年文史爱好者或可以此书为师，涵泳其中的道理，免走弯路，掌握方法，学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