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的交谈和辩论

    ■王东东

    近些年，与“新诗百年”有关的纪念活动，构成了文学界的一个热点。借“诞辰”反思新诗的历史与精神品格，正可见“起源”神话的魅力，但似乎又提示着批评的不足。不少活动如过眼云烟，有力度的“百年反思”并不多。现在回过头来看，甚至连相关的出版物都显得少了。在这个意义上，《百年中国新诗编年》虽然迟至今年初才出版，但却并不晚，反而来得郑重十足，新诗百年诞辰的神话一直在延续。在起源的神话中得以确认和延续，在这方面新诗的诞生犹如宇宙，我们一直还处在大爆炸的后果中。

    在张清华主编的10卷《百年中国新诗编年》之前，类似的大型诗选已有两套：洪子诚和程光炜主编的30卷《中国新诗百年大典》（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谢冕主编的10卷《中国新诗总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鉴于新诗理论批评文本在《总系》受到限制，谢冕后来还主编了一套6卷本的《中国新诗总论》（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以编年的方式呈现中国新诗，此前已有刘福春的《新诗纪事》《中国新诗编年史》导乎先路，张清华从中受到启发不无可能，不过他长期操持当代诗歌“年选”的经验，应该也刺激了这种编年的思路。不过，在编年与时代尤其“年代”之间也存在着张力，《编年》现代部分的3卷大致遵循了钱理群等《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时间划分，而当代部分则均以年代中期为节点，如 第5卷（1957-1965）、第7卷（1977-1985）、第9卷（1996-2005），1957年、1985年等成为了重要的时间节点，这就打破了既有的年代划分，产生了“文学史”的新意或灵感。按说，各卷主编应该对这种时间的切割方式及其文学史意义展开充分论述，不过他们各自的序都很简短，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能像《中国新诗总系》的各卷导言那样均是长篇论文，合起来可以单独成为一本书《百年中国新诗史略：〈中国新诗总系〉导言集》。

    我在翻阅这套书时注意到，当能确定一首诗的写作时间时，编者更愿意以写作时间而非发表时间（在发表时注明了写作时间）编排顺序，这就让选本更为贴近写作现场而具有创作现象学的意义。如此宏大的选本，除了满足重写诗歌史和文学史的批评演练，自然也可以作为时下兴起的“创意写作”专业挑选“范本”的武库。于是，可以发现正是在海子写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同一天，1989年1月13日，孟浪写下了《有什么东西在拉我》，后两节是：

    我的土地把我拉向它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拉我的土地。

    我悬在空中，像一个神比任何时候更用力。

    由于创作于同一天——当然也由于分卷主编刘波的编辑，甚至还有这卷书的排版方式——两首诗、两个诗人的命运永远联系在了一起，这是颇有深意的，甚至带来一种神秘感。这也印证了另一位分卷主编冯强发在朋友圈的一段话：“以编年来区隔是个不错的尝试：诗歌自己就在说话，诗歌之间也构成对话。”然而，如何在写作/精神现象学的基础之上来探讨“时代精神”的多重样貌以及诗歌精神的演变，仍然是重写诗歌史的动力和考验所在。

    张清华的总序是一篇极具当代性和批评性的文章（我个人以为批评性应该是当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可能和他长期从事当代文学批评有关，但同时对现代诗歌史研究却又提供了一种具有穿透力的整体性构想和论述框架。虽然要想从整体上推动话语前进是非常困难的（往往非一人之功所能达到），但个人的洞见以及朝向整体性的擘划，仍会使阅读一篇文章成为享受。这种整体构想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新诗内部动力的再生”，二是“历史与超历史、限定性与超越性”，前者是艺术问题，后者是社会关怀。张清华显然期待能取中道：“这便是文学本身的永恒命题了——‘历史的和美学的’，或者说‘历史的和超历史的’，……我们唯有在两者间寻求一个动态而微妙的平衡而已。”其实正是在这里，新诗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形式，发生了与历史的交谈和辩论。西哲相信诗比历史更为真实亦或更有智慧，中国则一向有诗史互证、互动的诗史传统，不过我觉得正是在现代时期，才出现了诗与历史何者为高何者为低这一问题。叫人悲观的是，中国文化中似乎缺乏与历史抗衡的力量，更遑论纠正历史。

    总序的另一个辩证论断“平权与精英，百年的分立与互动”也值得一说，这一辩证运动显然贯穿于不同时代，但都表明了胡适有关“有人”“有我”的民主自由诗学主张依然有效。新诗百年已拥有丰富的艺术实践和感性积淀，而如何通过美学教化提升民族的生存意识，铸造民族的良心、未来和命运，仍然是一个崇高的学术和理论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