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里“龙”与“龙祠”的文化意义

    在最早的汉字辞典《尔雅》诸卷里是没有“龙”字的。成书于东汉的《说文解字》里，有了“龙”字。这其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周易》“乾”“坤”里有“初九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上六龙战于野”等（此“龙”喻“君子之德”）；《春秋三传》有“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此“龙”为星座），“太皡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此“龙”为官名）等；《论语》和《老子》均无“龙”；《庄子》内篇无“龙”，外篇《在宥》有“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孟子》有“当尧之时，水逆行，氾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在先秦诸子中，《公孙龙子》“龙”的使用最为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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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尔雅》和《说文解字》之前，可见“龙”已经出现在先秦文献里。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30年代之间发现的大量甲骨文里，关于“龙”，罗振玉、陈梦家、饶宗颐、裘锡圭等甲骨文大家在其著述中多有详释。其义有指自然物种、星座名称、地名、人名、求雨。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龙”的原初能指和所指，并没有图腾的文本意义。

    作为一部集史前（文字史）文明的地理、动植物、历史和神话为一体的著作，在《山海经》里，“龙”作为一种具体指代的物，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符码。

    在《山海经》形成的战国时代（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蛇”的地位显然高于“龙”（见刘火《“蛇”的神性与伟力——〈山海经〉里的蛇》，《神话研究集》第三辑）。“龙”在《山海经》里第一次出现是在《南山经》——“凡昔隹山之首，自招摇之出，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山海经》引文均出自袁柯《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2年）。第二次出现还是在《南山经》——“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此两者，“龙”有龙首和龙身，《山海经》里的龙有了全形。但《山海经》并没有具体描述“龙”的形状。《南山经》第三次出现“龙”——“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至此，《南山经》完成了“龙”的定义：龙是一种神，是神话域内某一种特定的物种，这个物种的主要功用是交通工具。

    在《山海经·海经》里共有16处提到“龙”，其中6处都用作交通工具。“龙”作为一种能跑、能飞、能游的超级交通工具，其功能主要用于神和人的“坐骑”。这时的“龙”，距后来被赋予的华夏图腾意义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倒是“蛇”在此时，已具备超级神性的意味。袁柯在校注“冰夷人面，乘两龙”时斩钉截铁地讲道：“古天神多为人面蛇身。举其著者，如伏羲、女娲、共工、相柳、窫窳、贰负等是也”，这些神与“蛇”有关却与“龙”无关。从马王堆墓（西汉初公元前二世纪）发现的“T”字帛画里的伏羲、女娲，以及后来出土的西汉、东汉的西王母造像，都是人面蛇身造像或者人身蛇交尾（转喻繁殖旺盛）造像。

    《山海经》里的许多动物（包括山川植被）都具有神性，大都有自己的神祠。“龙”在《山海经》里的神性标识便是“龙祠”。《山海经·山经》共有“龙祠”七处（《山海经·海经》无龙祠），何谓“祠”？《说文解字》释“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祠”即祀的仪式和容器，而“祀”，先秦哲人讲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从《左传》《说文解字》对“祠”和“祀”的解读，与《山海经·山经》里关于祭龙的“祠”完全符合，表明“龙”在《山海经》里已经开始作为一种神来看待。

    只是，作为“祭”即“祠”的对象，“龙”并不是《山海经》里唯一被祭祀的神。《山海经·山经》里共有25处“祠”，“祠”的对象有山神、人面蛇身神、羊身人面神、彘身人首神、人面鸟身神等。虽然带有“龙”（或龙身或龙首）的“祠”占比超出其他诸神，但从祭品来看，“龙祠”祭品与其他诸神相差无几。与“龙”祠不同的其他物种的“祠”，甚至比“龙祠”更被尊崇，比如祭山神的祭品远比祭龙的祭品丰富，在祭山神时不仅使用了玉，祭尧山时还用到了酒。由此可见，《山海经》的作者（们）对大自然的崇敬，远远高于对臆造之神的膜拜，这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和文明意涵。

    那么，“龙”是什么时候成为天子（王权）喻体的呢？

    西汉的《礼记》在其《礼运》篇里有“何谓四灵？ 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此“四灵”，《礼运》自注：“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凤以为畜，故鸟不獝。麟以为畜，故兽不狘。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唐人孔颖达释《礼记正义》：“谓之‘灵’者，谓神灵。以此四兽皆有神灵，异于他物，故谓之灵”。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断，直到唐人，“龙”的原初义仍然是自然界的某一物种，虽然神性已经具备，但既便如此，“龙”并非独一和至尊，而是与其他三种神灵并列。

    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龙”的转义在此间的汉初生成。在《礼记正义·礼器》里，东汉郑玄说“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燻裳”；唐人孔颖达进一步坐实这一天子（人君）与侯与臣与士的等级关系，孔说“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于德，德多则文备，故天子龙衮”。“龙衮”即“龙袍”，“龙衮”作为天子服饰的标配，第一次被写进《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的注疏里，后为清人所编的《十三经注疏》推崇为官学儒家的正典。同时，第一次将服饰作为“礼”（秩序）的构件，并划出相应的等级，《礼记》在服饰等级上非常重视，有《缁衣》《服问》《深衣》等专卷论述。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中的十三位帝王（从前汉昭帝、后汉光武帝到隋炀帝）服饰上的“龙纹”，可能是最早出现在画幅上的龙袍标识。到《唐太宗立像》（宋人摹阎立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时，唐太宗的“龙袍”就完全是后世我们熟知的“龙”的形象了，龙袍上有四条龙，胸腹各一，双肩各一。从文字到图画的文本里，我们看到：自汉到唐，“龙”从“四灵”之一升格为天子的专属形制。准确地说，是在东汉王充（公元27-97）的《论衡》里定型——“祖龙死，谓始皇也。祖，人之本；龙，人君之象也。”

    再看早于《礼记》的《周易》，如何将“龙”从自然物种演义为天子即人君的文化符码。《周易·乾卦第一》有“初九：潜龙勿用”。唐人孔颖达《周易正义》释：“正义曰：居第一之位，故称初；以其阳爻，故称九。潜者，隐伏之名；龙者，变化之物。”此时的“龙”，既为具象的某物种，又为抽象的某种指代。在孔颖达看来，“龙”既是自然现象，同时也是圣人的指代。何谓“圣人”？圣人者大人也。释“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时，《周易正义》讲：“此自然之象，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德备天下，为万物所瞻睹，故天下利见此居王位之大人。”此时的“龙”，已经由原来的两重属性（自然化、人格化）落脚到单一属性，即“龙”是居王位的“大人”。

    《周易·乾卦第一》共有八条，第一条总述“乾”即“天”的本质和面相，其后七条都与“龙”相关，从“潜龙”到“群龙无首吉”，从“潜”到早晨出现，再到一天的不同形状，阐述“龙”作为自然属性与人格属性的变易和变易时的不同所指。“龙”即“天子”，是在《尚书正义》《礼记正义》《周易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等的注/疏里完成的。事实上，直到唐，于其他诸灵，“龙”并无独尊的地位。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序》“疏”里讲：“麟、凤与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

    在这一过程中，得专门提出一典籍，就是梁（公元六世纪）时期沈约注本的《竹书纪年》（王国维等认为这是一部伪书）。《竹书纪年》上卷的五帝传，“龙”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多。

    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绕百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生帝于寿丘。弱而能言。龙颜，有圣德”；帝颛顼高阳氏：“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已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帝喾高辛氏：“生而骈齿，有圣德”；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赤受天祐’。眉八采，须发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华。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 舜服鸟工衣服飞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龙工衣自傍而出”。

    由此五帝家谱可以看出：一、五帝孕生，虽与神灵相关，但却与“龙”无关，“龙”的出现是在五帝生后才有的事；二、“龙”与帝即天子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三、帝的服饰已经用“龙”作定制。但比对《史记·五帝本记》，不仅通篇不见“龙”的踪迹，而且也没有五帝孕生的祥瑞。难怪清人指出，此《竹书纪年》的“五帝传”抄自《宋书·符瑞志》，而《宋书》正是沈约编纂。

    近现代史学巨擘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有一重要观点，大意为国史愈往后，便加上原来没有的内容，且愈加愈多。从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到沈约的“五帝纪”，我们能一目了然地看到后人对前史所加的内容。当然这也并非是沈约们的发明。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记》里没有给上古或者传说的五帝以“龙”的等值，却在《史记·高祖本记》里写道：“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由此，华夏文明的文化机制里完成了“龙”与“天子”喻体与本体相互的赋权——“龙即天子”“天子即龙”。这一彼此赋权的人神共同体，成为开国帝王孕生祥瑞的标配（如唐太宗有“龙凤之姿”等）。吊诡的是，汉皇之前实现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却没有这种“龙即天子、天子即龙”的文化能指和所指，《史记·秦始皇本记》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莫非，这是司马迁作为大汉臣子，他心中天子至上的潜意识使然？

    从实物来看，“龙”作为祥瑞的文化符号，可能比文字要早。从商代始，龙形玉器从没间断过。从商代的蟠龙环、西周的龙纹璜、战国的玉龙、西汉楚王墓的玉龙等，至唐宋元明几朝更是蔚为壮观。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发现的红山文化“C形”玉龙，为更早的新石器时期（约4000年前到10000年间）的龙形玉器，被称为“中华第一龙”。但这些是否就如《周易正义》所释的王的标识，显然难说。经考古界认定，“中华第一龙”就是一种祭品而非祭品对象，它或许就跟《山海经》中“龙祠”里的祭品一样，《山海经》里还多次提及，除“龙祠”之外的其他“祠”也常用玉。祭品虽然是人神的中介，但祭品决不等于祭祀对象。《山海经》里的“祠”已表述得十分清楚。

    如果我们认定《山海经》并非只是神话，而是一部集神话、地理、历史、人文为一体的书，那么，“龙”是否是华夏先民的图腾，显然就有待进一步地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