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元数理科学对日本江户科学的影响

    ■肖爱民

    近读《17—20世纪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宋元数理科学的历史考察》（吕变庭、李金闯、冯立昇合著）一书，感慨良多。这部专著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20世纪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宋元数学科学的历史考察和文献整理”（项目号：20&ZD228）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以吕变庭教授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所取得的又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黄金阶段，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科学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首先，中国宋元数理科学典籍从17世纪开始陆续传入日本。有学者将历代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所载科技书籍作过统计，发现宋代著作最多，这与其在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峰地位相适应。可惜，明清时期中国宋元科技文献流落国外的情况比较严重，如清人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所辑录的283种流落日本的中国古代文献中，大多是“中土唐宋逸籍、宋元旧椠”，像宋乾道本《梦溪笔谈》，朝鲜本《杨辉算法》《算学启蒙》等。毫无疑问，这些古代科技经典后来都成为江户时代日本科学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有学者坦言：“书籍是科学技术的栖身之地，同样也是信息资源的载体。”至少传入日本的中国宋元数理科学著作不仅成为“日本科学技术的栖身之地”，而且更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源泉。

    其次，朱子学为日本江户时代的科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国内外学界一致认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物理学不仅仅是一门专业性的自然科学，它的基本观点还是人们自然观和宇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自然观和宇宙观是构成古今数理科学发展的基本理论前提。在日本，学界对宋元自然观和宇宙观的重视，是通过研究和批判朱熹哲学而逐步呈现出来的。朱子学虽然早在13世纪末即传入了镰仓中期的日本，但日本只是从江户时代才开始使朱子学走上独立研究之路。尤其是随着哥白尼地动说和牛顿力学传入日本，朱子学内含的自然科学属性被日本学者不断地挖掘、加工和改造，从而促进了日本数理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发展。在自然观方面，理气说无疑构成程朱理学思想体系之核心。古学派代表伊藤仁斋（1627-1705）在《语孟字义》（1705）一书中批判了程朱理学的“理先气后说”，提出了“天地之间，一元气而已”的气一元论。贝原益轩（1630—1714）的《大疑录》（1714）则对新儒学提出怀疑，认为天地之间，都是一气。安藤昌益（1703—1762）的《自然真营道》（1752）更从朱熹的“理气说”中，别立“真气说”，并用“真气说”解释世界，展开生成论。三浦梅园（1723—1789）师承朱子学及古学派，又接触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他在《梅园三语》（写于1753年—1775年）中综合宋儒的“物”“体”“气”“性”概念，提出“气一元论”宇宙观。佐久间象山（1811—1864）进一步将朱子学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相结合，强调朱子学的“格致之说”与“西洋穷理（即数理科学）之科”的相通性。诚如有学者所言：“在日本，由于强调了理观念的经验主义方面，从而使朱子学与科学相结合。并成为接受西欧科学的基础。可以说，这是日本朱子学的一个特点。”

    再次，中国宋元数理科学成为江户时代日本科学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从17世纪开始，中国宋元数理科学陆续向世界各地传播，给世界各国科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思想因子。此时，中国数学主要是宋元数学也正赶上第2次传入日本，当时日本和算家关孝和（约1640—1708）积极吸收中国天元术的思想精华，从而创造了“点窜”术即依靠笔算的代数学，使日本特有的数学流派“和算”获得了空前发展。1658年久田玄哲对《算学启蒙》进行校点，1663年松村茂清著《算俎》，这“实际上是一部将《算学启蒙》日本化的算书”。在天文历法方面，小川正意“得郭守敬《授时历》，私淑之，大有心得”，因而撰写了《新勘授时历》（1673）一书。依此为据，安藤有益著《东鉴历算改补》（1676），保井春海著《日本长历》（1680），关孝和著《授时发明》（1680）等。这些著作的出版成为日本改革历法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涩川春海（后改名保井春海）等人的努力之下，日本幕府终于在1684年改行《大统历》，1685年颁行《贞亨历》。尽管《贞亨历》的内核是采用《授时历》的原理和方法，但至少从名义上结束了日本人直接照搬中国历书的历史。此后，日本研究《授时历》出现了一个高潮，出现了许多研究《授时历》的著作，如小泉光保的《授时历经图解》（1703），龟谷和竹的《授时历经谚解》（1711），小泉松卓的《授时历注循环历》（1712），林子长的《授时历图解发挥》（1714），高桥至时的《授时历交食法》（1789）及《授时历日食法论解》（1802）等。于是，冯立昇先生分析说：“由于《授时历》包含有招差术、弧矢割圆法等高水平的数学知识，对这些数学知识的摄取和研究为和算开辟了新的方向，对关流数学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授时历》所含的数学知识也成为和算中的核心内容。”

    综上，在江户时代的日本，中国宋元时期的数理著作主要通过下面几个研究中心来传播。我们知道，江户时代的日本形成了以京都、江户（东京）和大阪为中心的三大经济圈，出现了以艺道为特征的町人（即工商业者）文化现象，提倡人文精神，重视古典文化的重现，庶民文化大量出现，工艺、自然科学发展，这种社会风气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非常相似。与之相应，以关孝和为核心的关氏学派，成为推动和算独立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即使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迅速走向现代化，但是中国宋元数理科学仍然具有久经不衰的学术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日本研究者或爱好者去探幽解密。从这个意义上，诚如美国学者李克特所言，科学确实是一种文化过程。有鉴于此，日本数学史家远藤利贞在《增修日本数学史》一书将考察中国天算科学对东邻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向前推演，认为其持续时间之长几与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相侔。这是因为：第一，直到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仍然注重学习中国的天算之学，其不少新成就也是在充分吸收中国营养的基础上取得的。第二，当时日本人对西方天算及其他新知识的了解，也有许多是通过阅读中国人的译介材料简介得到的。所以从历史发展的长远影响来看，中国宋元数理科学事实上成为日本科学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起点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