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厨房》：生命悲歌与赤子童心

    向儿童昭示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激发儿童对生命的敬意、对人间万象的敬意。

    儿童文学成为独立文学类型之后，就面临着“写什么”和“怎么写”是否具有特殊性的争论。格林兄弟为了让《儿童和家庭故事集》更适宜儿童阅读，对民间故事中血腥暴力的内容做了删改。很多人对儿童文学有着“温情”“欢愉”“游戏”的刻板印象，认为死亡、病痛等应是该领域规避的主题。这给儿童文学带来了叙事空间和精神气度的双重限制。事实上，不管是耄耋老者、风华盛年，还是稚子孩童，都会面临生离死别，这是每个人注定的结局。每一种对“死”的审视，都是对“生”的教育。这应当是儿童文学的题中之意；当然，对这一主题的触及挑战了作者和读者的意志与能力。

    荆凡的新作《露天厨房》讲述了早点店经营者司马一家三代人，为癌症病患及其家属提供厨房的感人故事。她深情而克制地书写了一场场可歌可泣的告别，刻画了一个个悲怆离去的身影，用“露天厨房”不灭的炉火守护着一餐饱暖的慰藉和希望。荆凡将癌症病患的“死亡”书写为独特的“生命化”过程；咏叹了那些在中国当下社会生活中发生着的善举，给“中国故事”添上了一段奇异的晖光。

    “露天厨房”作为故事的主线，用充满烟火气的方式铺就了情节的广度。露天厨房悄然兴起在很多肿瘤医院墙外，它的起点，来自中国老百姓最朴素的善良。比如书中的司马爷爷，经营着一个早点店。12年前一位妈妈想借个炉火给患儿做顿家乡菜的恳求，触动了他的心弦。此后他自费添置了更多的炉灶，立下了不额外收费、炉火永不灭的“规矩”。司马爸爸、妈妈虽然继承了这份公益之举，但是最初并不完全理解。随着来来往往的病患家庭和他们建立起深厚而“脆弱”的关联，他们将这份公益变成了家庭的事业。他们的“桃李不言”浸染了渐渐长大的一双女儿夏子、冬子，作品正是透过儿童的目光，看到了自甘清贫的司马一家的坚守。

    癌症病患和家属来烧个菜，既能减轻经济压力，也能安抚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的胃口，更能给凄惶的家属寻到一点点抱团取暖、释放片刻的空间。荆凡在讲述一个无奈的生命话题时，始终用孩子的赤子童心来衡量着生命的重量。夏子、冬子，以及邻居男孩袁源在一点点地接触到患者，尤其是同龄患者，如月芽儿、小雨点的时候，亲眼目睹病魔夺走小雨点的生命，让月芽儿截肢……荆凡花了很多笔墨去写11岁的月芽儿对舞蹈的喜爱，写5岁的小雨点对“粉色”的热衷，这些“寻常”细节在死亡的巨大阴影下，令人感到沉痛、珍贵。

    重症病患的生离死别，指向了儿童小说的深度。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东方智慧回避了有关死亡的终极探究，把它隐秘为一个虚无的禁忌，掩埋在每一个成年人的心头，把所有的目光投射于现实生活：即便濒临绝境，一碗糖水蛋、一口妈妈做的红烧狮子头、一锅椰子鸡，也照拂了国人“活着”的纤弱和坚韧。荆凡让这些脆弱的生命，执拗地抗拒了病痛和死亡的碾压。比如无儿无女、豁达泰然的秦大爷夫妇；为让临终前的妈妈看到自己结婚而在医院里举行婚礼的茉莉；悉心教导着女儿如何烧饭、打理家务，在生命最后一刻叮嘱医生“早点回去”的那位肠癌患者……这些在死神面前昂然不屈的身影，让“露天厨房”故事不仅是故事，更是中国人知命、立身的精神和情意。更值得一提的是白露妈妈要为自己举办追思会；同为病友而毅然结婚的韩双、林松这对年轻人，甚至要捐赠器官给对方，争取一个活下去的可能。他们不仅坦然地面对死亡，更要安排自己的终局，体现了个人主体的尊严。他们是一个个虽然充满遗憾，但也鲜活的“自己”，终而发出了苦难生命中的莽烈绝响。

    荆凡最大的挑战是关于上述故事的“分寸感”，不胜枚举的人生终局足以让这部作品充满沉甸甸的份量，但是如何向儿童昭示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并且激发儿童对生命的敬意、对人间万象的敬意，升腾起勇气和担当，是这部小说的勇气和担当。荆凡非常注意回避了过于直观的死亡书写，小雨点的离开“像风吹走了一张粉红色的薄纸片，另一个世界带走了柔柔弱弱的小雨点”。孩子们在默默哀悼她时说小雨点去了“没有病，也不会疼的地方”，“眼泪掉到了白色的床单上，像天上掉下一滴雨，洇了一个圆印子，浅浅的，轻得像小雨点刚进病房时在月芽儿脸上留下的那个吻”。给孩子们听的生命悲歌，荆凡唱得哀而不伤，宛转动人。更为可贵的是，夏子、冬子在耳濡目染里，不但习得了“不额外收费”的规矩；更是将“炉火不灭”作为自己的职责；她们还主动走进病房，给月芽儿、小雨点送去“奶糖饮料”，逗秦大爷开心……用朴素的善行烛照一段终途。

    同时，荆凡非常细致地将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做了年龄段的区分。正如马修斯在《童年哲学》中所言“儿童对死亡的理解经历三个时期”：0～5岁、6～8岁、9岁及以上。书中5岁的冬子、小雨点不能理解死亡的意味；而11岁的夏子、袁源更能够从人生意义、社会层面，甚至主动从书本知识里领悟“死亡”的终结性。这也是荆凡的孤心与立意之所在：死亡是人类负载的终极命题，又是每一个个体所要面对的终结。当这个沉重、狰狞的命题和“人之初”的儿童狭路相逢时，作家该怎样挥舞手中之笔，用生的微光勘测死的意义，并赋予“生命”超越肉身的神圣性，让每一个必然的告别充满生命的饱和度，让儿童读者体味到“向死而生”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