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圣哲”柯布与中国的相遇

    2022的春天，世界并不平静。樊美筠、刘璐、高凯歌三人所著《柯布与中国：直观柯布后现代生态文明思想》一书，就在此时到达我的手中。笔者曾有幸在中美两地几次与柯布博士有过接触交往，从而领略了这位当代哲学大师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力量，翻阅着这本还带着墨香的新书，诸多回忆被激活。

    刚读到第二章，便被前面的一段引语点穴般击中：“我们的文明正在加速毁灭。我们需要一些足够深刻的变化来制止文明整体性的崩溃，不能停下来，至少也得慢下来，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深刻的变革必须马上着手，我们的使命需要重新定义。”我将这段引语一字一句反复读了好几遍，而此后在阅读全书的过程中，这段引语的最后一句话总会不断地在脑中响起——我们的使命需要重新定义！ 这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警世恒言。

    一

    作为全球50位杰出思想家之一的柯布先生，既是一位过程哲学家，又是一位生态经济学家，是西方社会绿色GDP的倡导者之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柯布与中国》一书首先对柯布先生的人生历程，以及半个世纪以来他基于对西方现代化的深刻反思而形成的后现代生态文明观，做了脉络清晰的梳理和全景式的勾勒。通过几十年对西方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深刻的剖析后，柯布先生形成了自己的“生态经济学”思想。《柯布与中国》分别从后现代生态文明观、后现代生态文明经济观、后现代生态文明农业观、后现代生态文明教育观、后现代文明哲学观五个部分对柯布先生的后现代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从而让读者把握柯布先生“后现代文明”思想的精髓。

    柯布先生对现代毫无限制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工业化发展造成自然生态的恶化、人类与自然的疏离、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问题的解析，对工业文明内含自毁基因的揭示与批判，以及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类通往幸福之路的解决方案——“走向共同体经济”，构建一个后现代生态文明社会的理想，堪称振聋发聩。然而，后现代生态文明社会是否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

    确实，很多年来，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对于西方世界正在渐渐失去信心。21世纪，当他苦苦寻求着引领世界走向后现代生态文明社会的主导力量在哪里时，他的目光与中国相遇了。

    二

    本书对柯布与中国之遇的追溯，在我眼中构成了一个时间轴。沿着这一时间轴，可以发现，柯布与中国的相遇，正是西方后现代思想与东方尤其是中国之间一个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相遇。如果将书中涉及到半个世纪以来柯布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一些时间节点，与中国发展的轨迹相对照，可以描绘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1971年，柯布出版了他的《是否太晚？》。书中对当时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发展表达忧虑，并在世界上首次提出“绿色GDP”概念。第二年，柯布和同事一起组织召开了全球第一次有关生态灾难的会议。1973年，在克莱蒙成立了过程研究中心。从研究过程哲学出发探讨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

    而此时的中国，尚处在农业为主、工业发展极其薄弱、供给不足的计划经济时代。距离《是否太晚？》里的忧思为时尚早。1978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17-18%。九十年代，中国才出现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这个进程导致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等问题则要到21世纪初才开始被广泛意识到。

    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加州，2004年，柯布从克莱蒙大学荣休之后，成立了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十年之后的2015年，柯布倾其个人所有积蓄，在克莱蒙举办了举世瞩目的生态文明国际大会，来自世界各国2000多名代表参会，其中包括200名来自中国学界和研究机构的代表。

    进入21世纪，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带来的全球化利好促使城市化和工业化飞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水平，中国逐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带来了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政府和民间几乎同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可持续发展提到了政策层面。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概念。2012年，十八大再次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7年，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上世纪70年代柯布对于西方现代工业化发展的观察使得他发出了“是否太晚？”这样的忧思，但即便在美国本土和西方，也没有得到太强烈的回声，在三十多年后的遥远东方，却得到了强烈的同频共振。这种共振向他表明，在这片广袤的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土地上，一切正当其时，尚不太晚。

    除了2002年来华参加北师大举办的“过程哲学与价值哲学”国际研讨会，柯布先生2014、2015年更是两次应邀到中国参加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从而开启了他与中国民间与政府的深度交流。此后他几乎每年来一次中国，与中国思想界以及高层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对话和交流。中国让柯布先生有了更多的希望：“我的使命就是将人类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不久之前，我还认为我只对美国人民负有使命。不管成功与否，我都将努力在美国促进生态文明。但如果我们在中国也能起到一点作用，那我也很高兴把我的使命延伸到中国”（《柯布》第3页）。

    为此，这位被称为“生态圣哲”的大师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并饱含深情地提出：“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将选择生；重复西方的错误，将西方工业化模式强加给农村，则是选择死。我恳求你们，请选择生。抓住直接进入生态文明这一千载难逢的伟大历史机遇”（《柯布》第8页）。

    三

    柯布与中国之遇，在其历史的必然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偶然因素。这就是本书的第一作者樊美筠和90年代赴美师从柯布门下格里芬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的王治河博士这对伉俪。这对来自中国的学术伴侣，在柯布先生身边学习工作多年，他们身上有着浓厚的中国文化哲学底蕴以及他们对西方哲学的求知欲，不懈地寻求着中国第二次思想启蒙的使命意识，成为引导柯布将研究眼光转向中国的重要媒介，也架起了一座中美生态文明思想交流的重要桥梁。

    在数十年致力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探索之后，柯布终于在世界的东方发现了后现代生态文明的希望之光，这是东西方古老文明可以在后现代社会融和互补携手走向大同的希望之光。当然，柯布也无意浪漫化中国，他深知要将希望变成现实，还有赖于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的坚定信念与持续不断的卓绝努力。

    “我们的使命需要重新定义”——这是超越了国家、政治、民族视野局限性而对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发出的呼吁。在疫情持续近三年，战火尚在东欧燃烧之时，惟希望更多人从《柯布与中国》这本书中听见这一呼吁，感受到柯布先生发出的声音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深远意义。

    （作者为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