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研究学术规划的三种范式

    为了给在读博硕士研究生和年轻学者提供学习、研究汉语史的经验，2020年6月起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的微信公众号陆续推送15位青年学者的访谈。2021年，汪维辉教授、真大成教授主编，中西书局出版的《却顾所来径：汉语史青年学者访谈录》对15篇访谈增益修订，并各附“主要论著目录”，更加全面地展示了15位学者的治学经历与学术成就。今捧读重温，感佩仍旧，思绪更多。从15位学者的治学经历来看，或坚守博士论文方向精耕细作，或适时拓展新领域、吸收新理论，均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对青年学子的学术规划极具参考价值。掩卷惟思，我对受访学者的三种治学范式感受尤深。

    一、硕博士论文选题要有延展的空间

    汉语史研究虽历史悠久，但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汉语史学科是以王力先生《汉语史稿》（1958）出版为标志的，六十多年来学者前赴后继，推动汉语史研究不断发展。与人文学科的普遍特点一样，汉语史研究既重个人的学术积累，更重学科的学术积累，所谓“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时至今日，汉语史学科一定没有太多的“空白”留待初学者来填补，更不存在新领域亟需“新手”来开拓。作为初入门的硕博士生，在学习专业基础知识之后，当务之急便是确定研究重心并选定合适的题目。当前，学位论文选择存在两种极端：一是导师指定圈点，学生言听计从；另一种是导师放任自流，学生自谋出路。这两种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有志于未来继续从事研究的硕博士生来说，论文的选题必须实现师生“啐啄同时”，既需要学生冷静思考，也需要导师精心指点。选题不一定非得“趋热避冷”，但一定要有延展的空间，访谈中6位学者的经验值得借鉴。

    顾满林教授从硕士论文《东汉译经外来词初探》，到博士论文《汉文佛典用语专题研究》，再到近年来主持的2项国家课题，近20年的研究“总体上是硕士论文的延续和扩展”。姜南副研究员说：“读博以来，我的研究重心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是一如既往坚持在梵汉对勘的基础上探索佛经翻译与汉语演变关系，特别是译经语法与汉语语法发展的可能关系。”梁春胜教授在博士期间就确立编纂《楷书异体俗体部件例字表》的构想，“此后的所有工作，主要都是围绕这个文字编展开的”，依托字表撰写《楷书部件演变研究》《六朝石刻丛考》两部重要论著，未来将继续扩充字表。张小艳教授自读博以来就扎根敦煌文献语言文字研究，博士论文《敦煌书仪语言研究》、博士后出站报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论考》乃至拟撰著的《敦煌文献通假字语音研究》和《通假字研究与敦煌文献校理》，都是博士研究方向的成果。朱冠明教授也说：“从读博起至今，我所做的主要是以中古汉译佛典为主体的佛教汉语词汇语法研究。”他做博士论文时认识到：一是应该学点梵文，二是佛典中有大量有价值的词汇语法现象值得研究，“后来基本沿着这个路子走”。

    当然，时间精力所限，读博期间不能实现的宏大选题，可以分段推进，例如郑贤章教授博士论文曾准备以汉文佛典文字作为研究对象，但发现题目较大，短期难以完成，所以先后针对《龙龛手镜》《可洪音义》《郭迻音义》三部佛典字书、音义进行专书研究。目前主要围绕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历代汉文佛典文字汇编、考释及研究”开展研究，最终实现博士选题的宏大设想。

    从以上6位学者治学经验来看，他们目前研究的问题其实都是源自博士甚至是硕士在读期间的想法，咬定青山不放松，锲而不舍近廿载，环环相扣，步步为营，陆续推出阶段性成果，是坚守初衷、深耕细作的模范。

    二、善于利用新材料拓展研究的视野

    汉语史是研究汉语的发展历史，归根结底需要依托各类语言资料。语料既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检验研究结论的客观标准。多位受访学者都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适时开辟新领域，而善于发掘和利用新材料可以说是成功转型的不二法门。

    田炜教授的博士论文《古玺探研》专研先秦玺印的释读、分域、断代和辨伪，博士后转向研究西周金文字词关系，近年来又主攻秦代“书同文字”政策及其相关问题。他不断利用新材料来突破语料的限制，突破专题的限制。赵彤长聘副教授博士论文《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上古楚方言，近年来转向近代北京话语音史研究。转向新材料，促使他总结汉语语音演变规律和宏观上探讨汉语语音演变过程，继而丰富和完善汉语语音发展史。徐朝东教授潜心十余年专攻中古音，完成敦煌音义材料的整理和部分研究工作，所著《蒋藏本〈唐韵〉研究》成为中古音代表著作。2016年之后“由古及今”转移到近代音研究，梳理七百年来官话方音的演变脉络。郑伟教授主张学术研究要“抓住主线，拓展视野”，他早期从事汉语音韵史和吴语研究，近年来进军南方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4位学者突破博士论文所涉资料的限制，勇于发掘新资料，拓展新领域，尝试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上古音与近代音、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相结合。可以看出，他们发掘新材料，绝不仅仅是为了更换研究的对象，更重在开辟新视角，催生系统的研究方法，尤其注重从历时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的演变。

    三、汉语史研究需要“语言学的眼光”

    汉语史研究绝不仅仅是故纸堆上的饾饤学问，它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需要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2015年汪维辉教授在《文献语言学》创刊号发表《语文学的功底 语言学的眼光》，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他说“只有用语言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上的语言现象，才能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当代性”，给从事汉语史研究的后学提出更高的期许。

    多位从事词汇语法史研究的受访学者对新理论保持积极的学习热情。如董秀芳教授博士论文从汉语史角度解答汉语双音词的词汇化问题，后由词法兼及句法、语义的历史演变研究。董正存副教授曾重点关注汉语量范畴系统的更迭与变化、与量有关的涉量构式的构式变化，今后计划将句法发展、语义演变与现代汉语方言进行整合。谷峰教授利用传信范畴、语义地图、生成语法理论来解释汉语语法现象，取得重大突破，同时关注汉译佛经的同经异译现象，未来考虑进一步学习语义学，研究古汉语否定量化等议题。梁银峰教授先后对汉语动补结构、趋向动词语法化、指示词的功能和语法化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研究。张定副研究员针对语义图、语法化、语言类型学推出高水平论著，将来计划对元语言、回声对语法语义演变的影响以及否定极性词的来源等问题追踪探索。他们将语言学前沿的理论与汉语史研究结合，别开生面，给传统的汉语史学科注入生机和活力。

    汉语史研究十分需要“语言学的眼光”，但“眼光”应该回落到汉语自身特点，若将语言理论生搬硬套，或把汉语事实曲解附会，都是学界大忌。董秀芳教授认为利用新理论来解决汉语的实际问题时，“把握汉语的整体特点非常关键”。她还倡议结合当代语言学理论发掘和阐释我国传统小学著作的价值，吸取其合理内核，增进我们对汉语的认识。这些合理的建议对慎重科学地推进汉语史学科理论建设具有参鉴意义。

    总而言之，《却顾所来径——汉语史青年学者访谈录》启迪后学，功莫大焉，堪为汉语史研究青年学子的入门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