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清华大学李守奎教授、王永昌博士的《说解汉字一百五十讲》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李守奎先生指出:“汉字的一笔一画无不渗透着人文精神。”《说解汉字一百五十讲》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
汉族先民认为汉字是圣人所造,视其为“神明之道,圣智之迹”,有着“天雨粟,鬼夜哭”的神秘力量,是沟通天地人的重要媒介。汉字是先民们传承思想与智慧的重要工具,其中凝结着历久弥新的哲理。比如,关于“教”与“学”两个字,书中解读道:孩子大了,就要社会化,也就是按照大人的愿望、社会的需求来塑造他。这就是教育。“教”“学”二字共由五个部件构成,分别是“攴”“子”“爻”“几”“臼”等,它们各自标识着教育的主客体、工具、手段及方式。如“攴”,原指鞭棒一类的打击工具,说明“教”是严格的,带有强制的色彩,符合“教不严,师之惰”的教育理念。再看“爻”,古文形体应指筭筹或卦象。“如果把它理解为摆弄算筹,说是教学的内容也说得过去。‘数’是六艺之一,自然在教学的范围之内。”“教”和“学”“最初是同一个字,后来逐渐逐渐区分”;《说文》有“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与“学,觉悟也”的论断,蕴含了“教学相长”的理念。
有些汉字人们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什么这么用,大家就说不清楚了。如“即”和“既”。在使用的时候,“即”表示将要、未然;“既”表示已然、完成。为什么会这样用? 其实,“即”与“既”都是由古代的餐具“簋”和变体的“人”构成,“即”是人张着大嘴将要去吃饭的状态,而“既”是吃完饭转过头去的样子。古人用这样的造意来表示未然和已然,是非常形象生动的。
作者把一组相关汉字的共时、历时演变关系,完美地凝缩到一篇篇短文之中,并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书中第七十八讲《古人如何用字形表现分娩》,主要解析“冥”“娩”“免”及“宀”等字形义之间的演变关系,非常形象地厘清了相关汉字形、音、义之间的分合关系。作者讲解了同形字与同形字符的区分,并指出,“宀”在“家”字中与在古文字“免”字中是同形字符;古文字中的“字”,是分别表示“子”与“免”的同形字。
黄德宽先生在序言中指出:“全书150讲构成了一个形散神聚的整体。”说它“形散”是因为全书分为一百五十讲,各部分看似独立且毫无关联,但实质上却做到了“神聚”,即聚焦于对汉字文化理论与实践的阐释。全书前面几讲以阐述汉字文化理论为主要内容,涉及汉字与文化史的关系、汉字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汉字的超语言功能、对待汉字的态度以及汉字的未来等话题。其中对于汉字超语言功能的揭示对于汉字文化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受西方现代语言理论的影响,一般认为,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类观点特别强调文字的工具性和符号性。然而,汉字是表意文字,同表音文字有着实质的区别。不能生搬硬套表音文字系统中的规律来分析汉字。汉字除工具性和符号性这些本质特征外,还兼有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功用,说汉字中沉淀着一部中国文化史也不为过。
如果认为上述内容是汉字理论的话,那么其余的内容就应该被视为汉字的实践。一个或多个汉字的说解是靠什么来“神聚”到一起的呢?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天地之间人最贵,故全书说解汉字均以“人”为中心展开。仔细观察书中的例字,如“儿”“尸”“元”“首”“颠”“页”“亦”“胯”“女”“母”“孕”“身”“娩”“育”等,均与“人”有关。有些是“人”字形的变体,如“大”“立”“众”“化”等。还有一些是字形里面包含“人”字构件或变体,这类字形所记往往是与“人”相关的行为动作,如“企”“包”“执”“夙”等。
李先生说:“通过将我们最熟悉的汉字陌生化,使读者产生好奇心,激发其探索欲,进而使其对汉字的认知达到一个理性思考的高度。”这一通俗化、学术化及体系化的汉字说解方式,既抓住了读者的兴趣,又为有关汉字与中国文化的深入思考提供了契机,值得我们给予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