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年来甲骨学史的全面呈现

    甲骨文是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系统文字，是誉满世界的中华文化瑰宝。王宇信先生作为著名甲骨学家，先后出版了《建国以来甲骨学研究》《西周甲骨探论》《甲骨学通论》《西周史话》等。2009年，王先生的专著《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甲骨文发现110周年的献礼面世，朱彦民先生评论该书“集甲骨学史和甲骨学常识为一体，融甲骨学分期研究与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为一炉；既有宏观的百年甲骨学史回顾的鸟瞰，又有微观的对甲骨学某些具体问题的烛照”（《学问深沉转遂密，著书淑世兼益人——读王宇信先生新著〈中国甲骨学〉有感》，《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时隔十二年，2021年，王先生新作《中国甲骨学》（增订本）在大家的殷切期盼中终于出版。

    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迄今已有一百二十余年，而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甲骨学，也经历了“先史时期-草创时期-发展时期-深入发展时期-全面深入发展时期”（《中 国 甲骨学》（增订本），第67-100页）的不同阶段。甲骨学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甲骨学是以甲骨文为材料论述历史文化，而狭义甲骨学则指以甲骨文本身为研究对象。百年来的甲骨学研究已浩如烟海，但系统梳理整合两种甲骨学研究的著作却少之又少，《中国甲骨学》（增订本）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

    《中国甲骨学》（增订本）共两册，分上、中、下三编，33章，约85万字。作者从甲骨文的发现和命名出发，阐述了百年来甲骨学的发展历程，尤以对1978年以后甲骨学研究进入“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进行了深度剖析；对甲骨文和甲骨学进行了科学界定，同时对甲骨学的基础知识作了充分详细的讲解，更有作者在甲骨文殷商史研究领域的成果展示，是对一百二十年来甲骨学史的全面回顾。该书亮点纷呈，以下择其要者略作阐述。

    一、对甲骨学研究成果客观科学的正确展示

    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不仅是学习甲骨文的基础也是研究甲骨学和殷商史的重要工作之一。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尝试自罗王时期就已开始，王国维在《殷 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引罗振玉观点：“父甲、父庚、父辛即阳甲、盘庚、小辛，皆小乙之兄，而武丁诸父也”（王国维:《殷 卜辞中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第434页），并在《后上》25·9“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论证了这一观点，开启以“称谓”定 卜辞时代的先河。加拿大学者明士义也曾进行分期尝试，他对成批甲骨进行整理，将不同王世的甲骨放在一起，发现了“字体”的不同，这于后来的分期断代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真正较为缜密系统的分期断代，是1928年后殷墟科学发掘以后考古学理论与甲骨学领域相结合，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凿破鸿蒙，将混沌一团的殷代史料划为井然有序的五个时期，把甲骨学殷商史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作者在书中除了将分期断代的研究史进行梳理之外，还对学界关于“文武丁卜辞之谜”和“历组 卜辞”之争的学术问题按时间整理，将各家观点罗列爬梳，客观公正地将研究成果展示出来，使初学者对这段学术史有清楚的了解。

    作者在书中对董作宾“新旧派”整理法和李学勤“两系说”两个分期断代的方法进行了客观的解读与思考，并指出董氏之“提案”虽不如原来“五期说”精确，但应是我们后世学人去重视并研究的新目标；而李学勤提出的“两系说”虽目前不能完全驾驭十五万片甲骨的全部，但还是希望能有学者将其完善，若能将这一方案精细化、实用化，将会对以后甲骨学的分期、分组研究提供新的借鉴和启示。

    二、对西周甲骨学研究的深入开拓

    1954年陕西洪赵坊堆村有字甲骨的发现，打破了凡谈甲骨则必殷商的传统看法。西周甲骨学经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深入研究时期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而1977年陕西周原有字甲骨的成批出现，推动西周甲骨学进入“全面深入研究”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作者就“周原甲骨的族属问题”进行详论。陕西周原考古队认为凤雏村出甲骨为西周之物，并从甲骨文字和内容分析，应该分为武王克商以前和武王克商以后两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10期）王玉哲认为这批周原出土甲骨“绝大部分是商王室 卜辞”，但“也必须承认周原甲骨中也有一小部分 卜甲，确乎是属于周人的”（王玉哲:《陕西周原所出甲骨文的来源试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01期）。1982年5月周原凤雏H11、H31有字甲骨全部公布以后，学者们对其绝大多数为周人所有基本取得了一致看法。（《中国甲骨学》（增订本），第554页）

    作者在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以商周祭祀制度、庙祭甲骨刻辞、所祭王名和对“周方伯”之“”“周方伯”辨析、周原庙祭甲骨商王考等得出周原庙祭甲骨应为商人之物，推论了庙祭甲骨的族属问题。在第十九章，作者还对周原甲骨刻辞、邢台南小汪西周 卜辞的行款进行了分析，认为无争议的较为典型的西周卜辞其刻辞行款应为自右向左行，而争议较大的另一类典型 卜辞其行款走向却是从左向右，并提出这一现象值得学术界进一步研究。（《中国甲骨学》（增订本），第624页）最后，作者对今后西周甲骨学研究的用力方向，如著录、文字考释、族属、内容、字体艺术等方面均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三、殷人礼制研究的新启示

    玉为商 卜辞中所习见，是殷王朝贵族的重要财富，其种类和数量在 卜辞中可见一斑。作者在第二十六章《卜辞所见殷人宝玉、用玉及几点启示》中将十五万片甲骨文里用玉情况进行了梳理，指出商王朝数量庞大的宝玉除继承夏王朝的财富外，还有从各国征集和聚敛、各方国入贡等途径。而殷人用玉的方式及适用场合，在 卜辞中皆有体现。作者整理出甲骨文所见以玉为祭品的祀典和祭法，有燎、刚、卯、埋、酒、奏、侑等名目，并提出“商代没有一条燎玉祭天神的 卜辞，就全部以各种物品的燎祭 卜辞，所祭对象只有先公先王、河、山、风、云、东母等，也没有一条 卜辞是祭天的”（《中国甲骨学》（增订本），第737页），这是研究商代祭祀制度和宗教活动的重要启示，是值得充分注意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学者研究古玉大多仍然是以《周礼》等儒家经典加以比附进行礼制的研究，但玉的原始意义在后世已经不被重视，所以我们在研究商代（包括商代以前）的玉制时，要尽可能地使用较为接近商代或较为可信的文献和考古文字资料，再对《周礼》及汉儒的注疏加以去粗取精的分析，用“当时当地”的标准去研究商代玉制。此次增订本在这一章新增了“春秋时期的玉、用玉及玉观念”一节，对《左传》中较为可信的用玉材料加以统计，并援引史料对春秋时期各方面的用玉情况及春秋时期人们的用玉观念进行考察，认为《周礼》玉制不是春秋时代的玉制，这对我们研究史前、殷商、西周和春秋的礼制廓清了迷雾、指明了方向。

    四、对甲骨文书法篆刻艺术的弘扬

    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作为我国最早的成系统文字，记录了商代征战、狩猎、祭祀、生育等内容，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这种用刀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蕴含了商代人的感情意境，在今天用笔将这“殷人刀笔”发扬光大，是不容易的。作者在书中将甲骨文书法作为一章进行论述，不仅因为甲骨文书法独特的风格特点，更是由于作者独具慧眼，较早指出甲骨文书法是宣传甲骨文知识的有效途径，并身体力行，投身甲骨文书法创作，进一步提出“回归甲骨，走出甲骨”的书法创作原则，已为广大甲骨文书法家所接受。

    最早的甲骨文书法作品是1921年罗振玉在研究甲骨文之余集字书成的楹联，随后涌现出一大批热爱书法和甲骨文的学者都相继有作品问世，推动了甲骨文书法艺术的日益繁荣。要写好甲骨文书法，须甲骨书法家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且要对甲骨文有一定的知识储备。甲骨文是商王朝晚期之物，有着二百七十三年的历史，这一段时间内甲骨文书体并非一成不变，且甲骨文单字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这都给书法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唯有对甲骨文知识有一定了解，多看和临摹甲骨拓本，才能创作出好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可以看出，甲骨文书法与甲骨文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甲骨文书法的发展必定会对甲骨文的普及和推广起到巨大作用，王宇信先生指出“将专业的学术与大众化的书法艺术相结合，也许会为甲骨学研究开创一个新领域”（王宇信，徐义华:《探幽索颐 锲而不舍：王宇信先生访谈录》，《南方文物》，2009年04期）。

    相比2009版，增订本的内容更加详实，结构更加严谨、章节更加完善。但仅就笔者所见，增订本仍有几点可商榷之处。首先，在下编章节设置方面，不妨将二十八章提前一章，使整编甲骨文书法、甲骨文殷商史、殷墟与甲骨文发掘发展史三方内容分布更加合理，章节更加紧凑。其次，内容方面，第二十七章“殷墟发掘与中国考古学”一章，其第一节、第二节内容多有重复，不妨将两节内容合并。最后，附录方面，2009版附录有《甲骨学大事记》，详列了从1899年至2008年9月甲骨学研究所出专著及研究动态，为学者提供了方便，而增订版却未罗列2009年至2021年的书目与研究动态，实乃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