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实践里的环保洞见

    当我拿到范叶超博士新著《岁岁炊烟：中国乡村的日常生活与环境变化》时，几乎同作者一样兴奋。不仅因为我们是同事，且之前我读过书稿，提过修改意见，更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位新进“青椒”数年来艰辛探索社会学前沿理论并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形成了初步成果，不禁为他的求索精神所感动。

    叶超读博士时主要做环境社会学研究，且以量化研究为主导，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社会学研究》等专业期刊发表了多篇高质量论文。如果说成功有套路，他应该在这些经验中总结出了不少，完全能让他轻松待在舒适区。但叶超却另辟蹊径，转向对理论的钻研，尤其是博士二年级时到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环境政策系，度过了为期一年访学生活，师从实践论大家赫特·斯巴哈伦（Gert Spaargaren），受其影响甚大，此后几乎全力钻研实践论。他的博士论文，即这本专著的原稿，就是研究实践论的初步收获。

    作者以福建长汀的案例为研究对象，采用的理论是社会实践论。这一理论源自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先是经历了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在现象学领域引发的实践潮流，后经吉登斯和布迪厄对“主客体二元论”的问题反思推进，并得到夏兹金、莱克威茨、修芙和孙立平等实践理论家的诠释和发展。在作者的研究中，实践论被具体操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理论，与环境变化有关的日常实践和行动被作为分析要点，通过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来解释乡村环境的变化。

    中国乡村环境问题是上个世纪80年代浮出水面的，恰好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下乡。因此，有些人认为乡村环境问题是由现代化发展带来的——似乎不进军现代化，乡村就不会产生这些环境问题了。事实远非如此。正如书名主标题中的“岁岁”表示放宽历史的视野，“炊烟”表示日常生活的实践，从历史的长镜头看乡村村民的生活实践才会发现，远在开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之前，环境问题就在逐步显现，而且根源就在村民们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比如作者举例的牛山，在战国时期曾经“林木丰茂、景色秀丽”，但在人们无节制地放牧和采伐之下，森林很快所剩无几，牛山变成秃山。作者从乡村环境问题的社会内源性出发，也就是从乡村村民日常生活实践出发，以社会学的解释来超越现代化解释框架。这一超越（但不是替代）是作者对乡村环境问题研究的重要新贡献。

    “实践的再造”作为环境治理的鲜明观点，是在社会实践论下提出的又一个富有创意的环保洞见。乡村日常生活在转型中——这种转型也是生活实践的再造。当我们考察乡村环境问题的时候，就需要考察这一实践问题。比如上世纪40年代以来，作者研究的溪地就展开了水土流失治理，治理的两个阶段鲜明体现了治理成效与不同治理视角的关系。第一阶段（1940-1982年）只强调“治山”而未能把居民日常生活考虑进去，治理失效。种在山上的树木被居民当柴草砍伐了，煮饭需要柴火，不让村民砍柴他们会去“偷柴”。煮饭烧柴是当时日常生活的实践，不改变这个实践很难治理树木砍伐和水土流失（并非当时主管保护负责人员所说的“乡民愚昧，更不知加以保护，为着日用所需的燃料，自灌木茅草以至枯枝落叶，均被砍伐”）。第二个阶段（1983年以来）从“治山”改为“治灶”，政策推动村民日常生活的煮饭实践转型，烧煤炭取代木柴，水土流失治理成效就很大。

    旧实践被淘汰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一个过程。比如溪地村民的共浴实践——洗温泉行动便是溪地村民对日常生活中洗澡实践的演绎。作者从柯林斯互动仪式的理论来阐释共浴的意义，村民可以从共浴中汲取情感能量。比如一个村民这样表述自己喜欢在“大众池”泡温泉的原因：“大家一起洗澡，可以拉家常、闲聊。”虽然有家庭私人浴池出现，但“大众池”依然无可替代。也就是说，新的实践无法承担旧有实践的功能。

    用一种新实践取代旧实践，是解决乡村日常生活造成环保困境问题的钥匙。作者提出环保产品“下乡”、进入村民日常生活是改善环境的好办法。比如太阳能热水器、LED灯、太阳能电池板等环保产品已在“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样可以带动乡村产业“绿色升级”。

    中国乡村地区环境保护问题的解决需要本书作者提供的社会实践论视角，从像洗衣、做饭和洗澡等这样的乡村日常生活的再生产与变迁来看环境治理。作者最后给出的四点政策启示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解决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乡村环境问题需要实践导向的环境治理，即将日常生活中那些具有显著不利环境影响的实践纳入治理目标。第二，为推动乡村可持续性转型，未来的乡村发展应当努力完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大环保技术、产品等方面的供应力度。再者，为提高乡村环境治理的效率，环境决策过程应当充分尊重乡村文化和重视村民的能动性。最后，要善用网络化带来的各种新机遇治理乡村环境问题，同时以一种网络治理模式来因应网络化时代乡村环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