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科学哲学思想

    近日，笔者有幸第一时间拜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最新推出的华东师范大学周瀚光教授的新著——《周瀚光文集续编》。作为周老师的学生，读后深受教益和启发。他的这部论著与他之前已出版的《周瀚光文集》一起，体系完整，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表述平实，令人赞叹。

    第一，深刻认识了我国古代哲学和宗教思想及方法论中蕴含丰富科学哲学思想。

    周教授在《记吴文俊先生的数学方法论思想对我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启示和影响》一文中，回顾自己当年写作《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一书的历程：我花了近两年时间，从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科学著作以及哲学家和哲学著作中，梳理和提炼出了三十六则具体科学方法，然后又从中归纳出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六个主要特点，那就是勤于观察、善于推类、精于运数、明于求道、重于应用，长于辩证。在此基础上，我又把中国古代科学方法论模式与当代科学哲学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成果相比较，结论是两者毫不矛盾，尤其在重要的环节上完全一致。很明显，中国古代科学从实际问题出发，并以解决实际问题见长的方法论模式与当代科学哲学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方法论模式可谓不谋而合。

    周教授在《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概述——李约瑟〈科学思想史导读〉》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编撰过程。由华师大袁运开校长（已去世）和周教授任主编的研究团队，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完成此书。针对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于儒家和佛教反对进行自然科学研究和阻碍科学思想发展的两个否定性结论，周教授提出了不同意见。关于儒家的作用，周教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传统儒家对中国古代的主干科学——天文、数学、医学、农学，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参与，颇有贡献；二是儒家的一些思想认识方法对于古代科技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三是在我国科学发展史上有两个时代特别重要：一个是汉代，是各门学科初具规模、奠立体系的时期；再一个是宋代，是传统科学走向高峰的黄金时期，至少在汉代和宋代这两个时期，传统儒学与科技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的关系。所以，儒家思想中虽然有一些不利于科技发展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儒家对古代科技的发展主要还是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至于佛教的作用，周教授则在其主编的《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一书中，详细地梳理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数学、天文学、医药学、生物学、地理学、建筑工程学以及古代技术等各个学科领域中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找到了佛教影响古代科技发展的几条最重要的途径。然后又对佛教的教义进行了详细剖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佛教对古代科技的发展主要也是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和影响。这个结论与李约瑟否定佛教的观点也是不一致的。

    第二，深刻认识了“算术”和“数术”在我国传统数学发展史中的进路及其辩证关系。

    周教授在《“算术”和“数术”——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两条进路》一文中，回顾了中国传统数学中的“算术”和“数术”这两条进路既各自独立发展、又互相融汇合流的历史过程，并由此得出关于中国数学史研究的一些新认识：首先，应该为中国历史上的“数术”一词正名；其次，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计算方法及其算法体系，虽然显示了中国古代高超的计算技术和独特的数学风格，但是却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和水平；再次，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起源于广义的“数术”。周教授认为，在整个传统数学的发展史上，“算术”和“数术”这两条进路曾有过三次大的融汇和合流，第一次是魏晋时期，第二次是唐代初期，第三次是“宋元四大家”在融汇整合这两条进路的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崭新的重大数学成果。“算术”和“数术”的每一次融汇合流都极大地推动了传统数学的进步，而两者在宋元时期的第三次大融合，把中国传统数学发展推向了最高峰。

    第三，深刻认识了中国古代养生术、风水学中的的科学元素。

    周教授在《中国古代风水术中的科学元素》《弘扬传统老年观精华，做一个养心达理，受人尊敬的老年人——儒家老年观浅探》《达观面对生死，修道以养天年——道家老年观浅探》《探索衰老奥秘，追求健康长寿——医家老年观浅探》《解除老死痛苦，祈求身心安乐——佛教老年观浅探》《病中三梦记》等文章中，从哲学、医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生态学等角度，对人的生老病死以及养生和生存环境等的科学哲理作出了深入浅出的论述。比如，他对风水术并没有一概否定地认为这纯粹是一种迷信活动，而是认为在看到风水术中含有某些神秘主义内容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一些符合科学原理和现代文明的元素，要正确评价它们在科技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第四，深刻认识了为人做事和治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和科学道理。

    周教授在《在“冯契学术成就陈列式开展仪式暨冯契思想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沉痛告别袁运开先生》《润德普天——唐祖德回忆录序》《在“经典阅读与大学心灵”师生讨论会暨ECNU经典领读者聘任仪式上的发言》《昔日奇井今何在——郑思肖沉书之古井寻访记》等文章中，深刻阐述人生意义，畅叙治学经验之谈，宏论大学学术定位，鼓励青年为理想而奋斗，语重心长，令人感奋。周教授深情回忆说，冯契先生的学术思想集中贯彻了三个方面的结合，而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冯先生晚年不仅对自己一生哲学思想的发展做了系统的总结和阐发，而且还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提出了新的哲学观点。我们要继承和发展冯先生的哲学思想，努力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不仅要“照着讲”，更要“接着讲”，讲出冯先生所没有来得及讲的新内容和新创见。周教授想对青年学生说的是，青年人不仅需要阅读经典，领会其精神实质，而且需要有一种敢于创造经典的勇气和志向。

    综上所述，周教授的科学哲学思想研究具有很强的开拓性、跨界性、时代性和批判性。周教授深邃的思考为人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中国科学哲学思想形成、发展和完善的清晰脉络的窗口。他的论著，许多观点新颖独特，没有八股气息，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有较强的批判性，敢于对权威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和观点，令人钦敬。

    “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读完《周瀚光文集续编》，深感周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兼具中国传统哲学家风格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独辟蹊径的跨界创新之大作，相信书中的论述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