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结核：被“遗忘”的瘟疫和艺术家“偏爱”的疾病

    肺结核和我似乎特别“有缘”。我自己患过肺结核，我的母亲患过肺结核，我的妻子患过肺结核，我的一个最好朋友也患过肺结核；《茶花女》《波希米亚人》《红楼梦》《魔山》等许多写到肺结核病人的文艺作品都是我特别喜爱的作品。

    八十年前，当特效药链霉素问世，对治疗肺结核产生神效的时候，人们普遍相信，“似乎抗结核病战役的最后一章就可以结束了”（见医学史家法兰克·瑞安（Frank Ryan）《被遗忘的瘟疫：抗结核病战役的成败》（The forgotten plague:how the battle against tuberculosis was 
won and lost））。随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多种抗生素更加大显威力，
许多专家就更是乐观异常，他们信心十足，认为不仅仅结核病，医学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各种传染病带来的问题。但是意想不到的是，才过去三四十年，他们发现，原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例如，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在20世纪的人听来，总觉得是只在古代和中世纪曾经出现过的非常遥远的流行病；谁知专家指出，这种疾病，在旱獭和沙鼠的野生环境中，从没有销声匿迹过，它至今还不时传给家鼠。因此，无论是战争、地震或政治骚乱，只要是发生使生活环境满目疮痍、遍地垃圾的天灾人祸，老鼠就会大举进入；迟早会有一天，只要有一只带菌的老鼠混迹于人群之中，它体内每毫升血液中有一亿个耶氏鼠疫杆菌，就有可能使一个城市爆发鼠疫流行病。而结核病，那就更是蔓延得相当广泛了。英国《卫报》1994年10月1日的文章指出：

    结核病曾使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死亡，这种有“白色鼠疫”（The White Death）之称的杀手一直使人闻风丧胆。去年，全世界有2700万人死于结核病，另有800万人新染上此疾。据统计，全世界没有出现结核病症状的带菌者有17亿，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事实上，一份由世界银行委托、在世界卫生组织协助下完成的研究报告，举出1990年世界人口主要死因的三十种疾病时，使人谈之色变的艾滋病倒是被排在最末位，这年的死亡人数为312000；而结核病则排在第十一位，这年死于肺结核的人数竟高达196万。

    结核病的难以对付，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致病菌对原来有效的药物产生抗药性的问题，还在于其他许多复杂、甚至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因素。或许可以找出一二本社会史著作，书中不提结核病的流行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和社会如何影响结核病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反过来，若是写一部结核病史或肺结核史而不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那就成为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了。事实上，一部结核病或肺结核的历史，从疾病的产生、传播到治疗形式的进展和演变，除涉及生理学、病理学、医学之外，还涉及到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等领域，特别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

    更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种疾病像结核病那样受到如此各色人等的注意。它是穷人的疾病，又是富人的疾病；它受到君主制王族的青睐，让他们不止一次地亲临现场，又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所重视，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它是普通的传染性疾病，又是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国王病”；除了以治病为职业的内外科医生天天与它交道之外，还有一代代的国王希图借助于医治此病来显示自己的“天授神权”。特别有意思的是，它甚至成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对象，被写在书中。人们可以读到，现实主义作家通过对它的描写，来揭示和诅咒造成穷困的社会制度，浪漫主义音乐家通过对它的描绘来歌唱波希米亚的生活方式；有的人视它为“丑”和与死的结缘而避之犹恐不及，有的人则奉它为“美”而渴望获得凄美死亡的愉悦归宿。较之于别的疾病，结核病确有其更为丰富的文化背景。这就使我产生研究肺结核历史的冲动，不是纯医学的疾病史，而希望涉及此病的社会文化背景。

    1991年，我在《浙江学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文学中的肺病患者形象》，在文章的结尾，我这样总结文学艺术和肺结核之间的关系：

    肺结核病病人苍白的脸及其时而泛起的淡淡的红晕，既使人想到“热情”和“生命”，又使人想到这生命正在一天天萎谢和消逝，想到这生命的美的被摧残、被毁灭；年轻的美丽生命似乎在一小瓣玫瑰红中，顽强地表现出它那被压迫的热烈的爱情，苍白却表明那象征生命的殷红的血液在逐渐退去，预示了死亡的必然，于是就使爱情-疾病-死亡，演出了一场浪漫的爱情悲剧。

    后来，我觉得还言之未尽，又在《书屋》杂志上发表了两篇随笔，认为肺结核既是艺术家的疾病，又是艺术家的偏爱，这两篇文章后来收集在我的《呻吟声中的思索——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中。但仍然觉得还有些话没有写出来，于是索性全面浏览有关著作，于2003年七八月间写成《飘零的秋叶——肺结核文化史》。

    《飘零的秋叶》出版后，没想到颇受读者的欢迎，一时间书评不少，我注意到的就有短评十多篇，重要的评论如2004年10月13日的《中华读书报》“编辑荐书”栏目推荐我的这册小书：

    这是作者余凤高又一本谈论医学文化的著作，几年来，我们已相继拜读过他的《呻吟声中的思索——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解剖刀下的风景——人体探索的背景文化》等多本类似作品。在这些著作中，余凤高着力发掘疾病史和医学史背后的文化因素，写得妙趣横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飘零的秋叶》延续作者一贯的风格，不但介绍了肺结核病的研究、治疗的历史，更通过历史上的王公贵族、文入学者乃至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依次登场，揭示了这种疾病丰富的文化背景。“肺结核病既是艺术家的疾病，又是艺术家的偏爱”，在作者笔下，肺结核的历史简直可以说是一部独特视角的文学艺术史。勃朗特姐妹、济慈、莫里哀、劳伦斯、梭罗、郁达夫等都曾饱受肺结核病的折磨，疾病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茶花女》《红楼梦》《魔山》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以肺结核病人为主人公。在一些作家笔下，这种疾病是对造成贫困的社会制度的控诉；另一些作家却认为，这种疾病是对生命之凄美的颂歌……

    《文汇读书周报》在此书出版后没几天，就发表了董明庆先生的长篇评论《残酷而浪漫的肺结核神话》，书评在阐述了几部世界名著中对肺结核的描写后，就“飘零的秋叶”点题说：

    疾病使人本身产生一种宣泄的需要，人的内心需要抚慰、需要克服对疾病的恐惧，从心理学讲文学符合这些表达程序。文学音乐等不仅能表达人的正常心理，还能表达人的非正常心理，对人性的弱点、阴暗面，文学有着传媒不可达到的特异性。这也是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喜欢”患肺结核“艺术病”可理解的原因。因为只有文学、艺术，才能使他释放。

    书名“飘零的秋叶”就深涵了此中的真正意义。

    从古以来，人们都把秋天看成是成熟和收获的季节，因为他们是在秋天才得到自己春夏之时艰苦劳作的丰厚回报，因此，他们的心情是愉悦、欢快的，这使他们看到的是满山的红叶在金色的阳光掩映下，有说不尽的美丽。可同样是秋天，在浪漫主义作家的眼里，它的美却并不是由于这是一个成熟和丰实的季节，而是由于随这季节而来的枯萎、飘落的秋叶。所以德国的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封·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作了这样的解释：“古人只当自然在微笑、表示友好并对他们有用的时候，才真正发现自然的美。浪漫主义者则相反：当自然对人们有用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它美；他们发现自然在蛮荒状态中，或者当它在他们身上引起模糊的恐怖感的时候，才是最美的。”

    这或许就是肺结核所特有的神话般的文化背景。

    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马合省先生和薛未未女士觉得此书可能还有人喜欢读，于是愿意再印一次。几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已经为我出版过好几册书了，让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于是我对原书在文字上作了些润色，再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将原来的插图换成清晰一些的，成此新版，希望读者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