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里的武昌城史

    ■夏增民

    说到武汉，对大多数人来说，那可能就是黄鹤楼、辛亥革命、交通中心，可能还有长江、工商业城市等一些模糊印象。刘文祥《城象：武昌的历史景观变迁》则是对武汉城市历史的“深耕”之作，书中把近2000年来武昌城市空间的发展、城市景观的演变、城市历史的变迁娓娓道来，让我们对这座城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由于资料相对缺乏，学界对古代武汉的研究很多时候只是做宏观的探讨。但是，宏观、整体的研究也必须有细致扎实的微观研究做支撑。进而，城市历史的细节不仅是城市宏观历史的基础，更是展现城市魅力之处。《城象》在宏观上重述武昌城市营建历程的同时，特别注意对历史细节的把握。

    比如公众熟知的黄鹤楼。可能大家都知道黄鹤楼在历朝历代屡毁屡建，甚至可能对其形制、外观、风格上的演变也略有所知，但具体是怎样的变化，背后又有怎样的政治文化寓意，大概就不甚了了了。本书举出康熙《湖广通志》、雍正《湖广通志》、乾隆《江夏县志》以及乾隆四十三年湖北巡抚陈辉祖奏折所附武昌城垣图中所见到的康雍乾时期黄鹤楼的图画，再与元明时期比较，发现两个时期的黄鹤楼形象迥然不同：清代的黄鹤楼虽然层数加高，但建筑形态显得单一僵直，且不再为官式风格。本书并未谈及这种变化背后的具体原因，不过，这也许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政治、文化上一大关节，值得进一步探究。

    本书又根据上海博物馆藏明代《黄鹤楼图》、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宋旭《山川名胜图》、明《道藏》收《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中的黄鹤楼形象，不仅揭示了明代黄鹤楼不同于一般民间建筑的不凡建筑等级和身份，也揭示了黄鹤楼在明代的营建和修缮与楚王府有着密切关系。这个发现，对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大概也可略备一解。

    提到楚王府，本书可以说是学界第一次对武昌城内楚王府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传世文献的详细考证、梳理，从而揭示了明楚王府的四至范围及其外“王城”的轮廓，详述了楚王府的建筑布局如中轴线、宫门、殿堂建筑群位置和“王城区域”礼制建筑楚藩宗庙的方位和布局，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武汉史乃至明史的研究空白。

    再比如对武昌城城墙的研究。近代以来，照相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让照片成为历史信息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本书通过图像史料对武昌城墙的探讨颇为深入细致。美国地质技师马栋臣（Frederick Gardner Clapp）拍摄的武昌城（1915年），更多的是展现武昌城的全貌。而上海《天民报图画附刊》则不同。1926武昌拆城之际，该报特派记者专门用镜头记录了武昌城的十座城门，真实、直观反映了城墙、城门的建筑风貌、走向及细节，这些都是单纯依靠文献资料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关于武昌城墙，熟悉武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汉口出于军事防守的考虑于1864年修建了城墙，但很多人不知道，大概与此同时，武昌城也曾经于1860年在外围进行了一次扩建。据本书的介绍，新扩建的城垣大约在今天鲁巷以西一带，东北起东湖南岸，西南抵南湖北岸，并设有东便门、东湖门、南湖门和南边门四座城门，城外还挖有护城河，连通东湖和南湖，将武昌的城防体系大大向外推展。武昌城西、北为大江，东为沙湖、东湖，南为南湖，出大东门仅有一条陆路通往大冶方向。这道城垣的修建，极大地增强了武昌城的防守能力。从太平天国后期的资料看，太平军与清军数次交战于鲁巷地区，可能就是与此新建城垣有关。不过，这道城垣应该与汉口城墙及内围的武昌城墙不同，与其说是城墙，不如说只是一条夯土的军事防守工事，既谈不上高峻，也未用砖石，以至于战事结束，便湮没不闻了。但有此一说，对公众知识而言，也属“新发现”，可作谈资。

    明代武昌城有九座城门，但每座城门的命名很少有人追究。在明嘉靖十四年整修武昌城时及以前，城门名称大多又作了改动，比如望山门在前代原称望泽门，那何以把“望泽”改成“望山”呢？ 传统的说法是该门为南门，远望黄矶山，故名。这个说法是沿袭了“望泽”的命名思路。宋代鄂州城南门为望泽门，是因为城墙之外便是古南湖，一片汪洋，因以望泽为名；但事实上黄矶山离武昌城太过遥远，是很难观望到的，因此而改称望山门，就殊难理解了。而本书把“望山”做“遥祭”或“望祀”解，可谓独出心裁。按明代的礼制，藩王府宫城外西南面应设置社稷坛、山川坛和旗纛庙，但武昌城西南为大江，以故山川坛改建城外东南郊，而西南城门改称为“望山门”，大概就是因为这种“望于山川”的礼制文化。这一解释合乎逻辑，很有说服力。当然，这也只是合理的推断，聊备一说。

    武昌城门的命名在沿袭旧名之外，是否有统筹的考虑呢？ 这应该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竹簰门因门内有文昌阁而改文昌门，小东门因门内有忠孝祠而改忠孝门，大东门因面朝正东方而改宾阳门，新南门因儒家“致中和”理念而改中和门，北门草埠门（草湖门）或因与南门保安门对应而改武胜门，以故民间有言：明时城中军队出征时要出北门武胜门，以求作战取胜，归来要进南门保安门，以希保一方平安。由此看，先不论确否，城门名字的改易，似乎并无统一的原则，不过从上述推测，城门的命名仍有价值宣教和良好愿望在其中；这一点与全国各城城门的命名原则也并无二致了。

    当然，武昌城门命名乃至古地名的研究，尤其是地名文化仍有继续讨论的余地。简单举一例。本书延续旧说，认为隋统一后改郢州为鄂州，是因为“鄂渚”。其实未必尽然。“鄂渚”出处，乃屈原《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句；“渚”，据《尔雅》曰：“小洲曰渚。”又，《诗·召南》“江有渚”，孔传曰：“水岐成渚。”因此，“渚”乃是江中小块陆地或水道纷流的地貌。然而符合“渚”这一地貌的地方在江汉地区实在太多，屈原所言“鄂渚”应该是虚指某一区域，而唐宋人坐实为武汉最初的地名，甚至确指“鄂渚”在“黄鹤矶上三百步”，不免有些牵强。隋改郢州为鄂州，实因今天湖北东部为古鄂国之地，故名。正是因为唐宋时武昌称鄂州，才使唐宋人把“鄂渚”与武昌对应，而不是相反。

    最后，不得不提到本书所用到的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做城市史的研究，离不开地理的背景。在城市发展中，历史是演剧，地理是舞台。历史的云烟可以烟消云散，但仍会在城市的延续中留下痕迹，这也就是历史地理为何非常重视实地考察的重要原因。实地的踏勘，在补充史料、理解史料之余，也是直接的研究手段。本书中大量使用航拍照片，比如武胜门遗址考古现场、无影塔、黄鹤楼、龙泉山楚藩王墓、梳妆台遗址、武汉长江大桥、起义门等。可以看出，作者为写作本书走遍了武昌的大街小巷及周边遗址遗迹。这种行走所获得的直观体验感对城市史的研究是极有必要的，体现在本书中，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亲近感。

    整体而言，《城象：武昌的历史景观变迁》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也是适合大众阅读的公众史学读物。学术的研究成果，不应该留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应该走向公众。这不是简单地说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也谈不上增强自信心自豪感之类，而是公众参与到历史的重温、叙述、实践中来，能让人与所在城市的历史、现实产生关联和沟通。我认为《城象》一书可以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