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与国家：读一位普通农民的家史

    中国古代的学术传承主要是靠家学和师承。世家大族由于经济和文化的优势，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进入近代以后，在东南沿海出现了许多文化世家，如新会梁家（梁启超；梁思永、梁思成等）、义宁陈家（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等）、德清俞家（俞樾；俞平伯等）、东至周家（周叔弢、周叔迦；周一良、周珏良、周绍良等），都在近现代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相比于东南沿海，地处内陆西北的甘肃，唐中叶以后逐渐封闭，直到近现代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不过，甘肃也并非没有出现文化世家，如水氏家族（水梓；水天同、水天明、水天长、水天中、水天达等）就是其中惹眼的存在。由于水天长是我的老师，再加上我与水家的下一代也有来往和接触，对其家族历史，故也知道一些；而读了水天中编《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中国艺苑出版社2006年）后，对水家的故事有了更多了解。

    上述家族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相当地位，尤其是其后代从事文化教育的比较多，其家族史得以记录下来。但是，对普通民众的家族史、生活史，我们往往缺乏了解，而劳动人民的生活同样真切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不该被漠视。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当我读到陈贵辉的《陈家沟延鼎家史》时，颇有眼前一亮之感。

    《陈家沟延鼎家史》（以下简称《陈家沟史》）记述的是甘肃永靖县陈井乡陈家沟村一位普通农民的历史，是为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立传——按中国历史书写的传统，这样的普通人是不可能入史的。因为我和作者的家庭、年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读起来更感到亲切，该书写的似乎就是我的家庭、经历和感受。

    一

    父母是家庭的核心和主心骨，也是孩子最初的老师。作者的母亲“自幼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乡学教育，养成了贤惠、勤劳、俭朴、宽厚、仁慈的品德”（《陈家沟史》第78页，以下注引本书只注明页码）。这种品德也普遍存在于旧式中国妇女身上，即心中只有长辈、丈夫和子女，唯独没有自己。“母亲白天在生产队里劳动，下工后回到家里，跪在地上扫羊粪和树叶，为年迈的爷爷、奶奶填炕取暧”；从地里劳动回来，背上还要背一些柴草，到家放下背篓后“也不休息，就开始忙着做饭”（79页）。“晚上，母亲就在煤油灯下捻麻绳、纳鞋底、做衣服，常常是干到深夜。母亲每年给全家八口人，每人至少要做两双鞋。每次饭做熟后，先端给我爷爷、奶奶和我父亲，然后再分给我的兄弟姐妹，有剩余了她就吃一点，没有了她就不吃。”（80页）这是作者写自己的母亲，但似乎又是我母亲的真实写照。正是这样真实而细腻的描述，中国北方农村一个小脚老奶奶的形象就定格在了我们的眼前。

    父亲在一个家庭中的支柱作用是永远无法取代的。作者的父亲虽然是农民身份，但他读过初小，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可以算是个文化人。初小毕业后，曾在兰州西关什字钟表店、丝绸店干过活，新中国成立后又到兰州市西固百货公司、白银汽车运输公司、刘兰公路、刘家峡水电工程局筹备处等单位工作。1962年因刘家峡工程下马就回了家，在陈井供销社当会计，1966年因家庭成份原因被清除。

    正因为作者的父亲陈延鼎见过世面，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与长期生活在山沟沟中、没有出过山的农民相比，更具见识和智慧。知道“多读书、学技术”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渠道，所以就想方设法让大儿子学兽医，让二儿子学画棺材。当“科学的春天”到来后，又省吃俭用，尽最大力量供三个小的儿女上学读书。从本书的记载可知，虽然作者陈贵辉兄弟姊妹5人由于时代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但都有勤学、悟道、乐善、聚力、健康的品行。他们的下一代8人，也全部通过学习改变了命运。

    正所谓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风是人生的第一堂课，作者及其下一代陈家人的良好品行，正是父母吃苦耐劳、积极进取、与人为善的品格潜移默化的结果。如在聚力方面，作者1982年考入临夏民族学校（中专），“大哥送我去临夏上学，给我买了一条新裤子，二哥为我准备了一件旧的蓝夹克和一件黑条绒上衣。这三件衣服，我一直穿到了毕业”（131页）。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大哥、二哥的这种付出，是一种无私的爱和亲情的具体体现，今天的大学生可能无法体味。也正是大的带了好头，为小的做出了榜样，使小的更加尊敬大的，大的也更加关心小的。正是这样的互相帮衬，才使失去父母的兄弟姊妹能够身心健康地长大成人，而且还养成了互敬互帮的好传统，并一直延续下来。作者的父亲去世（1985年）三十多年来，“兄弟姊妹五人，五个家庭，有事没事常联系，生活工作互帮助。乡亲们、亲戚们对我们姊妹和睦相处、心凝力聚充分认可，有的还发自内心地羡慕”（172—173页）。

    二

    如果说，《陈家沟史》只是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生活的反映，那也仅仅是家族内部或亲朋好友之间赠送、阅读或保存的纪念品。可喜的是，《陈家沟史》虽然是陈贵辉写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但同时，还具有史家的眼光和识见。如在撰写其家族的前史时，不仅想法找到了家族在明代最权威的资料《兰州卫右千户所陈伯勋供状》，为了了解供状，还专门购买了《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等专业书籍，请教陕西师范大学梁志胜教授等专家，从而使其写作具有了史家的严谨。

    作者在撰写其家族从安徽合肥作为军户迁兰的原因、过程及到兰后的生活时，不仅引用了大量的史料，查阅了许多地方志的记载，而且还走访了一些老人，这样就使其写作更具客观性。作者从《永靖县志》查阅到：陈家祖籍安徽合肥，“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兄弟二人随官来兰，老大陈超以军功百户职定居兰州陈官营，老二定居今永靖县西河乡黄草岭陈家沟。明末陈超部分后裔从兰州陈官营迁居今永靖县陈井乡陈家沟村和小岭乡陈家山村”（4—5页），这样就对陈家的来龙去脉有了明晰的介绍。由此，也让读者对明代兰州的军户、明长城及后来“军屯转变为乡村的营，军屯官兵亦随之转变为甘肃的劳动人口”的历史有了一些了解。而这样从一个普通家庭史所提供的视角，显然是传统的史学论著无法比拟的，可补已经出版的《西北通史》《甘肃通史》《甘肃古代史》等史学著作欠缺细节的不足。

    虽然本书“从明朝初年太始祖父陈超从庐州府合肥县军屯迁徙兰州开始写起，止笔于2016年底，时间跨度几近七个世纪六百余年”（209页），覆盖时段很长，但最主要或最丰富的还是近七十年的生活画卷，即陈延鼎和作者陈贵辉两代人的故事。因此，这又是一部当代中国的乡村史、社会史、风俗史。

    书中对20世纪80年代初陈家沟农村“玩社火”的描述，尤其是对太平鼓、舞龙、舞狮、跑旱船、高跷、竹马、推车、跑驴、妖婆子等表演艺术的详细记述（第122—124页），对父亲丧事的办理，如停尸、邀请村民和“照事”、邀请阴阳、上神主、制作铭旌、吊丧、迎接骨主、领羊、念经、入殓、待客、起灵、下葬、宴请等丧事过程的叙述（138—142页），是当代中国社会史、民俗史研究的绝好材料。其中的照事（婚丧事管家，一般是本村有威望的人）、骨主（父亲的舅父家，俗称“外家”）等词汇，可能现在的青年人都不知道了吧？

    国人的习惯是当代人不写当代史，都是后代人在写前代的历史。当后代人写前代历史时，由于所保存档案资料的局限，写史者的喜好、史观、史识等的不同，都会对本来就稀少的材料有所取舍，留存下来的基本上都是干巴巴的条文，缺少的则是丰富细腻的底层生活的真实记录。而本书恰好对我们了解近70年甘肃农村的发展变迁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从而使其超越了家族史的范围，进入了中国社会乡村史的视野，这可能是作者没有预料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