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人类运河文化记忆

    ■许钧

    谈及中华文化，人们常常乐于将其喻为长河，以展现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之态。这一诗性表达实则反映着一个客观事实，即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往往同水有密切关联。放眼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依傍大河而生；在中国，经考古发现，黄河与长江流域汇聚着众多古文化遗址。可以说，水孕育并滋养着人类文明。如果进一步追溯人类文明与自然之水的历史交织轨迹，就会发现，自然之水在无私施惠的同时，也在接收着人类的智慧改造。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产生了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所共有的一种重要文化实践形态，那便是运河文化。

    中国作为世界上公认的最早兴建运河的国度，其运河文化发源久远且经久不衰。从春秋战国时期伍子胥率众挖胥溪、通太湖、入长江起，到隋唐以来京杭大运河的拓延与贯通，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锤一凿穿过历史的屏障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运河也随之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文化记忆中的一个重要符号。相较之下，在以欧美地区为代表的西方，运河文化的发轫迟滞不少，但不可否认的是，数世纪以来当地运河的开发与利用同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同样密不可分，诸多运河在近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中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功用。毋庸置疑，在人类有限的可共享记忆中，运河文化的地位无可替代。

    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中注解道：“运者，迻徙也。”人类历史上，运河开凿实践无不是以“迻徙”为目的。尽管运河迻徙的对象会因特定时期与区域内的社会需求而存在差异，但最终取得的效果都十分一致，即连通水域，开拓交通。例如，两千多年前秦始皇修筑灵渠，引湘水入漓江，一统岭南。又如，被誉为17世纪欧洲最伟大工程的法国米迪运河，穿梭于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流经之地，经济昌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借助运河水路网络得以迻徙的，并不限于商品物资，同时还有风俗信仰、音乐宗教等人文要素，这也见证着地方性思想文化基因的跨域传播与融合。古今中外，这种物质与思想层面的互联互通是区域文化联动的重要途径。如今，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的土地上坐落着4000多个运河城市，流淌着1000多条运河，承继与发扬人类运河文化实践所留下的精神财富与文化遗产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不同区域、国别之间运河文化的交流需求也随之与日俱增。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世界运河文化相关的编译实践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2021年底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世界运河辞典》（简明英汉对照版）堪称这方面的力作，可谓正当其时。

    该辞典编译项目系“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WCCO）”委托，由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主持完成。WCCO秘书处在致谢函中写道，在出版发行后的短短数日，该辞典已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多个国际团体组织的一致好评。在即将举办的第15届世界运河城市论坛上，还将举行全球首发式。这表明，《世界运河辞典》已开始进入国际视野，踏上了运河文化传播的征程。文化传播的途径可以是多样的，但无论何种形式，都离不开文字这一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载体。当文字进一步与翻译相遇，便会产生巨大的跨语传播力。《世界运河文化辞典》的编译实践便充分体现了文字与翻译联姻的魅力。它以双语辞书编纂的形式，系统收录世界范围内已知运河约1100条，并逐条进行运河知识深描与翻译，总篇幅117万字。借助这些文字与翻译，地方性运河文化得以存储、展现与传承，进而为其进入世界性传播的场域奠定基础。正如编者在《世界运河辞典》前言中指出的那样，该辞典是目前世界上收录运河条目最多的专题百科类英汉双语工具书，是世界范围内同类辞书中填补空缺之作。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其不仅填补了辞书类型空缺，还弥补了新时期运河文化系统编译实践不足这一缺憾。这一创新性编译实践本身便真切体现了不怕困难、勇于探索的运河精神。

    追溯历史不难发现，运河文化的书写与国际传播实践早已有之。以中国为例，大运河一开始便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11世纪，日本僧人释成寻曾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述当年到中国求法时通过大运河长安闸的详细过程。13世纪，马可波罗曾多次沿大运河南下，游览运河沿岸诸城，成就了他名震欧洲的东方游记。16-17世纪，利玛窦沿大运河从南京北上，了解沿岸民俗风情，领略紫禁城的威严。18世纪，朴趾源随使团赴京朝贺，在《热河日记》中盛赞大运河，感叹“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知帝都之壮也”。直至20世纪李约瑟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时，仍不乏对中国本土运河工程的赞誉。在这些零碎的他者记述中，我们不难捕捉到世界对于中国运河文化的向往。众所周知，中国拥有农耕文明时代最先进的运河开凿技术与理念，如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后于北宋时期改造的长安闸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复闸，领先欧洲同类工程300余年。相关技术甚至对之后工业文明时期欧美地区的运河工程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示范作用。然相较而言，我国全面接触世界上其他地区运河文化的时机较晚，除却明末科技翻译时期《农政全书》《泰西水法》中记述的部分西方水利技术外，历史上和西方运河直接相关的本土著述并不多见，直至20世纪初在由宋希尚编写的《欧美水利调查录》（1924年）中才专门介绍了欧美部分国家的运河开发实践。由此可见，中西运河文化的交流实践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如果说历史上运河文化之勃兴，一开始便得益于跨区域跨文化运河知识的互鉴，那么当下世界运河文化之复兴，无疑更需要借助文字与翻译的力量，进一步推进运河文化的国际交流，让世界共享人类运河文化记忆。这个意义上，编译《世界运河辞典》实乃承续历史之作。

    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运河辞典》文本中，编者对于运河文化的刻画与呈现，不仅以中国为本位，更具有世界情怀，在笔者看来，这是该辞典的另一可贵之处。运河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渊远有自且延续至今，在经年累月的演化进程中伴随着地方性社会实践形成了丰富的运河文化谱系。这其中，既包括古代与近现代运河开凿实践中的科技与历史文化，又涉及各地方运河沿线的人文地理与诸多文化遗产等等。而且由不同民族主导的运河文化实践往往呈现出独特的历史轨迹与知识色彩。运河文化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决定了运河文化记忆的构建空间与应用价值是巨大的。借助一条运河的文化兴衰史往往能够透视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流变，运河文化记忆因而也是追溯区域国别历史脉络、探寻地方性文化特色的重要线索，同时也是促进不同民族间相互了解并加强共情的纽带。显然，书写并共享世界运河文化记忆还内隐着人本主义的实践理性。就这一点来看，《世界运河辞典》的价值是世界性的。

    季羡林先生曾立足于中华文化长河绵延千年的历史视域，感叹“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此言不虚。历史上的中国，从物质材料的丰富到社会体制的改革乃至人文精神谱系的构建，无不得益于世界范围内优秀文化的本土译介与传播。面向未来，翻译之用依然可期。只不过，新时期的语言文化学人更需思考的问题是，通过翻译，中国能够为世界带来什么。应该说，《世界运河辞典》的编译团队从运河文化这一广阔天地出发，基于创新性的形式、历史性的视域与世界性的意识，做了一次有益尝试与成功示范。这也标志着现阶段人类运河文化记忆共享实践中的“中国智慧”与“中国贡献”。

    （本文作者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原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