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商团历史的首次全面呈现

    近十年来，上海史研究极度繁荣，大量过去无人问津的课题成了“香饽饽”。如果有人发问“上海史会不会被写尽？”，估计没有人会感到奇怪。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近代上海研究不仅存有大量值得填补的空白，尚有不少基础性研究无人问津。当然，两者的价值并不相埒，前者充实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后者则属于一门学科的基本建设，有建构学科知识体系之功，有助于改善 和推进人们对近代上海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解。万国商团的研究即属此类。

    上海租界素称“国中之国”，长期被视作西方列强强加给近代中国的枷锁。1870年后，作为公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下辖的军事力量，以“泥城之战”助产的万国商团很难摆脱其“殖民工具”的原罪。但公共租界工部局视保护各国侨民及其在沪商业利益为设立万国商团的主要目标，将近一百年间，万国商团成了上海租界和周边世界的防波堤和隔离带，在大多数岁月里把战争和骚乱阻挡在外，为上海从边隅之城向国际大都市的崛起提供了根本的保障。作为背后推手，工部局如何组织、管理、经营万国商团，万国商团的出战和巡防依据哪些准则，殖民主义的名实之间有没有差异？ 如果有，差异何在？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厘清殖民主义这一近代中国外来政治力量的复杂影响是有价值的。其次是课题研究的边际效应。从1845年至1943年的近百年间，上海租界的管理者是两个租界当局。工部局、公董局与英、法政府没有上下级关系，系自治性市政管理机构。万国商团的参加者大部分自愿入伍。自治原则不仅贯穿万国商团，且渗透租界社会、治安、文化事业，给华人社会以深刻影响。研究万国商团，有助于人们提升对近代上海这一特质的认识。事实上，晚清的华人体操队、商团完全是在万国商团的影响下建立的。仿效外侨志愿者消防组织火龙队而建立的闸北区救火队，即自治性公益组织，参加者多为华人职员、商人，活动经费向社会筹集，消防范围覆盖了闸北大部分华界，成效卓著。外侨火龙队后来并入万国商团，成为商团的一部分。徐涛这本《万国商团：一部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无疑有助于推进多个相关课题的研究。

    万国商团曾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但一直不是热门，原因在于研究难度极大。商团从成立到解散，历时近一百年，经历了太多的动荡、波澜；其次，万国商团中有十余个民族属性的连队组建，每个连队的成立背景、所受母国政治、经济变动的影响不同，需要广博的世界史知识背景才能驾驭；三是大部分为外文资料，不少是难以辨认的手写文书档案，涉及多语种，且分藏于英、美等国。三个难点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使人打退堂鼓。徐涛不畏艰难，怀揣做一流课题的信念，把冷板凳坐到一万公里以外，完成了一项艰难的挑战。拜读全书，有五个突出之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是准备充分，积累厚实。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徐涛曾参与编写“上海的外国文化地图”丛书（全8册），对在华外侨活动已掌握丰富知识。为写作万国商团，近年来分赴英、美等多国搜集资料，曾以半年时间埋首美国各档案馆，同时利用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广陬博咨，请益名师，结交商团老兵后裔，征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又编译出版了《上海万国商团文献二种》。本书所附外文参考资料索引，反映了作者用功之勤。

    二是方法上有新意。万国商团由移居上海的各国侨民志愿者组成，成建制的单一制连队成员分别来自十余个国家，除了华人连队，余由西方国家的侨民组成，但所谓的西方有三六九之分，英国侨民一度居顶，其次是美、法、德、意等国，再其次是犹太人、白俄、菲律宾、葡萄牙籍土生澳门人。一定程度上，万国商团成了世界民族文化的展览橱窗。各国在万国商团的地位一如本国在世界的地位，有融合、有角力，归属和去向深受各国政局的影响。作者大量利用已有研究成果，采用民族志的手法，对单一建制的各国连队的建团动机，所受宗教、信仰、民俗、文化影响及行为表征进行准确、细微的描述，无不恰如其分，显示了很强的吸纳知识的能力。

    三是褒贬力戒偏颇。诞生于外国殖民者与清军武装冲突之际的万国商团，后由工部局接办，多年来一直由公共租界提供经费，以维护各国侨民的商业利益和生命、财产为首要职责。当上海租界遭到太平天国军事进攻，商团奋力阻挡是很自然的。20世纪20年代江浙战争爆发，万国商团将溃军阻挡于租界之外，于工部局同样理所当然。但工部局并非无所不能，两次淞沪抗战期间，工部局有心让上海租界脱离战火，却力不从心；孤岛时期，违反道义将四行仓库的义士拘留后，又以暴力强行阻止中国官兵升起国旗，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作者的褒贬，极其谨慎，力求以事实为依据，不偏不倚，完成了一次并不轻松的挑战。

    四是以绵密的叙事文字显示了史实的力量。要讲好故事，首先要有好故事；有了好故事，如何用优美的文字讲好，更非易事。在本书中，作者从大量史料中，撷取多个人物故事，以说明万国商团意蕴的复杂性。如万国商团历史上最知名的团员英国人屠鲁门，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上海外侨社群颇孚声望的人物，长期担任一家洋行的总经理，1884年应召入伍，服役22年后，从二等兵晋升为商团团长。他曾经写道：“上海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城市，它的生命与成长取决于它的贸易。和平环境对于商业成功至关重要，如果允许有限度或无限度的‘骚乱’发生，上海就无法维持它的地位，上海的组成是国际化的，能得以保存的唯一的军事力量要在它自己的市民中形成，因此为万国商团效力一段时间成为每一位生在上海、来到上海、身体适格的年轻男子的重要使命。”再如华人商团团员黄勋伯，在捕盗过程中，身中二十刀，不幸身亡。黄勋伯生前是洋行职员，受尚武思潮影响加入商团中华队，为保地方乂安而死。显然对这些人生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物用统一的动机去解释是解释不通的。

    五是对团员日常生活的讲述生动可读。万国商团城市民兵的性质决定了没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战争故事可以吸引眼球。在大部分时间，陪伴商团志愿兵的是平庸乏味的操练。如何写好琐碎的日常生活（例行训练），考验着作者的能力和耐心，关键还在于作者对于讲述日常生活的价值要有正确认识。徐涛很好地处理了商团团员的日常生活的写作，不厌其详，写出了其间发生的小波澜、小插曲，描绘了出入其间的一批有公益心、爱运动、喜欢刺激的男性群像，还原了一个陌生而又真实的万国商团。

    总之，本书是近年来我读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作者对万国商团的历史探讨，建基于丰富的外语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秉承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在肯定万国商团为城市发展所发挥的防波堤、隔离带作用的同时，也揭示了其作为殖民统治工具的一面。本书的重大突破，是写出了一大批商团成员的命运故事，从日常训练、到多事之秋的出防，从为民族尊严与其他民族的连队角力，到听从国家召唤，回国参战，血洒疆场。大批怀着不同动机、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志愿者加入同一个商团，这一事实对“同一”的标签本身就是一种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