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录研究的集大成者

    ■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二十一世纪初，随着《燕行录全集》等大批燕行文献影印出版，中国学术界涌现出越来越多与燕行录相关的学术论著，新近问世的漆永祥教授三卷本《燕行录千种解题》，则可以说是这个领域一部划时代的专著，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必将带来深远的学术影响。

    一、《燕行录》研究的集大成

    2007年春，漆永祥教授被高丽大学中文系聘为全职教授，接触到《燕行录全集》等文献。十数年来，竟沉溺于此，先后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孜孜以求，终成此一百六十余万字的巨著。本书所收燕行文献，全而不杂，整而不乱。“综计为772名作者、1168种书目（篇卷）。”（《凡例·撰写体例与著录总数》）正编80卷为燕行录文献，而附编5卷乃中国赴朝使行记录以及其他相关或类似文献，使读者一目了然。乃迄今为止，论及燕行文献最全者，对原始燕行文献，纠谬补阙；对现当代学术论著，检验考核，可谓燕行录研究的集大成者。

    2005年，邱瑞中教授“呼吁更多的人将燕行录当成研究的对象，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即‘燕行录学’”（邱瑞中《燕行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漆永祥教授从2007年开始，进入这个领域，连续申报三个科研项目，先后在高丽大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朝鲜燕行录研究”的研究生课程，这大概是全球仅见专门讲授燕行录的课程，研究为教学服务，教学又反过来推动研究的深入。

    林基中、夫马进、弘华文等所编系列燕行录文献，给学术界提供了文献基础。漆永祥以此为据，参稽中韩资料，他前后翻检过的韩国历代别集与其他古籍近3000种，中国各类书籍500多种，辑佚所得《燕行录全集》等失收之零星燕行录130余种，对迄今为止能见到的燕行文献进行了精详考辨和解题。诚如作者自言：“包括《燕行录》书名卷帙、燕行过程、在馆活动、诗文内容、考误纠谬、评价影响等，为本书重中之重。凡作者出使之目的，道途所见与在馆所闻，以及诗歌、日记、游记、札记、笔谈、地图、路程记等，皆为校勘文字，考其异同，析其优劣，论其指归，长者数千言，短者不足百字，以求达‘辨章学术，考证源流’之旨。”（《凡例·〈燕行录〉解题》）既是对以往燕行录研究的纠谬、补阙、总结，又融入了作者十数年来燕行录研究的心得、教学体会。它的问世，标志着燕行录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燕行录学”的成熟。

    二、中韩关系史的重要著作

    本书以燕行录解题为中心，广泛论及自高丽以来，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史，清晰地呈现了高丽与宋、元，朝鲜王朝与明、清关系史的演变，因而是研究古代中韩关系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学术著作。

    统一新罗王朝与唐朝确立了稳定的宗藩关系，成为中朝两国随后历代王朝关系的基本模式，“使行外交”则是维系这种关系的基本方式。本书透过燕行文献的考辨，对于朝鲜半岛高丽与朝鲜两朝前往中国的使行情况，凡“燕行使出使事由、出使身份与出使时间等。使臣出使事由，有节使、别使之分（如圣节使、谢恩使），又有单使、兼使之别（如陈奏行、谢恩进贺兼冬至等三节年贡行）”（《凡例·使团概况》，第5页），清晰呈现。朝鲜使团人员有正使、副使、书状官、质正官（偶尔）、赍咨官等，每次使行人员之姓名、职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透过解题，将古代中朝关系史，综合起来考察，功莫大焉。

    作者在介绍相关使臣时，将其出使次数全部呈现，十分清晰地陈述了朝鲜王朝使臣来华的情况。即如论麟坪大君李氵窅道：“朝鲜王朝数百年间，若论出使次数最多之使臣，则非麟坪大君李氵窅莫属也。”接着分析原因：“一则当时清廷，必以王亲出使，方为称意……其二，李氵窅曾为质子，与清朝皇室与重臣，多为旧识，凡出使诸事，颇便交接处置也。其三，则因孝宗护惜其弟，借燕行为其谋致富之窟也。”（第447页）“孝宗九年（1658）五月，李氵窅病逝，年尚不及四十，亦可谓鞠躬尽瘁、死于国事也。”（第449页）不仅指出李氵窅为出使最多的使臣，更进一步分析原因，其关注的问题，由燕行录解题，扩展到了整个中朝关系史的问题。一定意义上，此书可以说是一部以燕行录文献为基础的中朝关系史著作。

    第895条李尚迪《癸卯燕行诗》，末论之曰：“李尚迪所交旧雨新知，或为鼎鼎中堂，或为布衣书生，或以诗文传世，或以书画傍身，要皆大江南北，一时名家，较之昔日洪大容、朴趾源、柳得恭辈所交，为多为重，乃燕行使中所绝无仅有者矣！”（第1241页）不仅对于所介绍之书，作出评价，也对其所交中土人士予以论定，从而给予整体评价。第948条李尚迪《甲子燕行诗》，乃1864年，李尚迪最后一次出使北京所写的诗。书中详考李尚迪多次入京使行情况，最后论其有他人所不及者四：“其一，李尚迪凡十三次渡鸭绿江入中土，十二次抵玉河，游北京，为燕行使家出使次数最多者……其二，……一生所职，即为燕行，返国后翌年八月即卒，而诗文亦于返国后辍绝。故若尚迪者，即因燕行而生，职尽而殁焉。其三，……李尚迪诗文，前后得到中朝友人资助……四度在北京刊行，且深受欢迎，此亦朝鲜诗家绝无仅有者也。其四，燕行使臣之入北京……亦多与中土士大夫交，然李尚迪出使前后竟三十年，所接从中朝宰相，至下第生员，祖孙父子，家属女眷，达百余人之多，亦为燕行史上所仅见……故李尚迪在燕行史上，可谓宏伟特出之第一人焉。”（第1294页）对李尚迪推崇备至，他系清代中朝关系史上的特殊人物，十二次出使，交往清人遍布中国朝廷内外，大江南北，故而书中对他进行特别的总结概括，凸显他在清代中朝关系史上的地位，这也是因书而论史评人的典型代表，体现本书的多重价值。

    三、方法论上的意义

    如何评判和使用燕行文献，从方法论上，本书提出了值得重视的建议。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域外汉文文献逐步被中国学术界所重视，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葛兆光先生提出“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方法，张伯伟先生也主张要用“异域之眼”的视野，充分重视域外汉文文献的学术价值。固然十分必要，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学术影响。本书以汉文燕行文献为例，在充分肯定各种燕行文献价值的同时，也特别关注到其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书中分析其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燕行文献有相互抄袭的毛病，并将抄袭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朝鲜书籍如《高丽史》《通文馆志》《同文汇考》等书的钞录，以及对中国书籍如《大明一统志》《肇域志》《日知录》《日下旧闻考》《帝京景物略》《清会典》《清文献通考》《国朝诗别裁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与沿路各处方志如《通州志》等的抄录；一类是‘燕行录’中名著的抄袭，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录》、洪大容《湛轩燕记》、徐浩修《热河纪游》、金景善《燕轩直指》，实际这些书也大量抄撮他人之书，后人对他们书籍的抄录就形成了两重甚至三重的抄袭现象。”本书解题时，对于抄录现象进行了大量考辨，清晰地呈现各家燕行文献的价值高低。即如第49-50条，权橃《朝天录》与任权《燕行日记》，漆永祥考辨梳理，连举数例，考明权氏日记，乃抄袭任书而成，且贪功求赏，厚诬任氏，且谓“燕行录千余家，前后抄袭不一，然如权、任二氏之雷同者，盖亦鲜矣”（第105-110页）。

    漆永祥还注意到“‘燕行录’史料除了客观记述中的讹错与缺漏外，更有着严重的主观造假与改篡史实”（漆永祥《论“燕行录”创作编纂过程与史料真伪诸问题》，《历史文献研究》总第43期）。对于这个现象，夫马进、葛兆光、张伯伟等先生们，都有很多研究，发表了相关论著，值得关注。

    上揭两类问题都很严重，因此漆永祥提出在利用这些史料时，“应高度重视与考辨文献资料的真伪性，寻源究委，弄清脉络，纵横交错，比观照应，既不能过度排斥，亦不可过于崇信，以为史实而笃信不疑”。如果不加考辨，不予辨析，拿来就用，那么这些所谓的“他山之石”，“不仅起不到‘攻玉’的效果，而且很可能会落入陷阱，深埋其中，变成‘他山之坑’”。这种认识无疑振聋发聩，提醒我们在大胆使用之余，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轻信其说法，更不能为其所误。

    因为“‘异域的眼光’有翳障，是带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与记录他们所闻所见的事物”，所以要加考辨地使用，“如果不加考证与分析地过信‘燕行录’，包括日本、越南等国人所撰的纪行录，反而放弃了 大量中国史料的运用与引证，从一隅转向另一隅，最终将历史研究引向偏离轨道的歧途与虚化的世界”。他指出，中国历史研究“本土的观察与记载，仍必须占据主导与核心的地位，否则会失去本根……本土文献与异域文献相结合，古今相较……以我为主，兼采他说，才是正确的方法”（漆永祥《“燕行录学”刍议》，《东疆学刊》2019年第3期）。这样的认知无疑更为完善，这样的方法也更加切实可行。

    本书之作，揭示其抄袭，考辨其真假，即为基本态度。如对于朝鲜史籍中溢美之词，亦有冷静评断。如讲李瑈即后来之世祖入明朝之事，指出朝鲜史书“多有虚美”，《端宗实录》载其“往返辽野沿途，官民皆敬服之，宴请馈赠，诗酒不绝”，论之曰：“此等议论，事涉神怪，言多夸饰，徒为虚美，乃小说家言耳。”（第51页）直接论其不可信，体现作者有清醒头脑、客观评断。

    本书还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即如在介绍每种燕行文献时，都标出其版本。朝鲜半岛古代使用 汉字为官方文字，其古代版本与 中国版本类似，在考察朝鲜版本学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版本学的特点。书中也涉及书籍交流，有助于理解学术界多有关注的古代东亚地区的书籍“环流”现象，从而增进对东亚汉文化圈的了解。其他在文学、社会学、宗教学上，亦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恕不多言，相关方家自然能够一一体会。

    可见，《燕行录千种解题》的问世，不仅标志着“燕行录学”的成熟，更是燕行录研究的检验、考察与集大成，可以说是一部划时代的学术巨著，必将对中韩关系史、韩国史、中国史、东亚汉文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