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近敦煌学

    去年9月就拿到了刘进宝老师的《敦煌学记》，当时就有要为这本书写篇书评的冲动。书中文章既是刘老师对敦煌学的认识，又有他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因缘，不经意间透出了他对百年来敦煌学的学术、事件与学人的情感。这份情感，颇为动人。

    容易亲近的敦煌学

    敦煌学虽然是国际显学，既时髦又普及，但它同时也给人以高深莫测之感，非常人所能置喙。因为哪怕“什么是敦煌学”这样平常的问题，不用说普通人难以明晓，就是专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专家，也还各有所执。

    本书第一篇《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和研究对象》（第1-14页），将这个关键问题铺展到读者的面前。作者指出：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和1930年中国学者陈寅恪分别提出“敦煌学”一词，但当时学者们都研究敦煌文献，后来又扩展到敦煌石窟艺术，并未对其属性、含义和范围给予足够关注。1981年，随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一说法的误传，国家相关部门开始调研，拟成立相关研究机构。1983年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敦煌学讨论会。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对敦煌学的概念及学科建设展开了讨论。姜亮夫认为一切与敦煌有关的文物都可以纳入敦煌学之中，而周一良以为敦煌资料虽然异常丰富，但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前者失之宽，后者求之严。其他学者也各有所重，至今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作者认为，在东方学背景下诞生的敦煌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地名学的国际显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能够成立的，其研究对象是敦煌文献、敦煌石窟、敦煌史地和敦煌学理论，它围绕敦煌展开，但是研究者不能局限于敦煌，要与敦煌学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学科和资料融会贯通。通过作者细致的学术史梳理，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敦煌学产生、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国际局势与学术发展的紧密联系。

    在将什么是敦煌学铺陈给读者之后，作者接着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一学术史公案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梳理，揭示出在198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由于当事人误传而造成的说法，在中国的流传促进了学界的反思，并在国家支持下推动了敦煌学的快速发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提出及其反响》第15-28页）。

    而敦煌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显学（《敦煌学何以成为国际显学》第62-68页），除了敦煌文献自身的关系之外，与敦煌是丝绸之路咽喉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地位》第29-38页，《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敦煌与莫高窟》第38-49页），也与它丰厚的历史文化层积有关（《“五凉文化”孕育下的敦煌学》第50-61页）。

    但是敦煌瑰宝的发现过程，却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件充满了悬疑的伤心史。1900年藏经洞被道士王圆禄发现后，不断被盗窃（《敦煌宝藏是如何被盗的？》第86-98页，《华尔纳敦煌考察团与哈佛燕京学社》第99-107页），敦煌瑰宝流散世界，以至于藏经洞的发现经过及相关问题都成了敦煌学上的难解之谜（《千古之谜谁解说？ ——敦煌藏经洞封闭时间及原因讨论综述》第69-86页）。

    上述话题，都是关于敦煌学最核心的话题，作者围绕这些话题娓娓道来，让读者对高深的敦煌学能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还一份温情给敦煌学

    敦煌学的发展，离不开几代敦煌人的坚守，离不开几代敦煌学者的努力。其中有艰辛，也自有温情。

    1943年1月18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宣布成立，是年3月，常书鸿到敦煌，开始研究所的建设工作；1944年1月1日，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1950年8月1日，该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1984年1月15日，在原来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宣布成立……敦煌研究院的历史，一方面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一方面有着几代打不走的敦煌人的坚守。（《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缩影与标志》第108-119页）在这些敦煌人中，既有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常书鸿、樊锦诗，也有敦煌学者才熟悉的孙儒僩。他们并非天生就爱敦煌那艰苦的生活，也并非天生就坚强，而是对文化有虔诚的信仰。

    刘进宝先生在写敦煌人的时候，不仅看到了他们的辉煌，更看到了面对敦煌的艰苦生活，以及人生的磨难中，在敦煌的他们也有犹豫，也有彷徨。如评《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时，特别检出樊锦诗1963年北大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敦煌时，不想去敦煌；在到敦煌工作时，曾感到孤独，觉得世界都把她忘记了，北大把她忘记了，老彭（她爱人彭金章）把她忘记了；1968年父亲受批斗去世后，她也曾不断思考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在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孩子缺乏照料时，她也曾动摇……但是，最终她还是将生命融入了敦煌（《她已将生命融入了敦煌》第174-188页）。

    敦煌学人遍布中国，既有身处大都市、在著名学府者，如北京大学的荣新江（《一位学者的成长与一个时代的学术》第216-226页，评荣新江《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也有僻处边地、在普通高校者，如天水师范学院的张鸿勋（《张鸿勋先生与敦煌俗文学研究》第153-173页），还有广大的海外学者，如日本京都大学的高田时雄（《日本所藏敦煌文献的来源及其真伪》第189-205页）……他们都是敦煌学学术史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铭记为敦煌学发展做出贡献的所有学人，是还一份温情给敦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