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如何经世治国

    20世纪80年代是北美宋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发轫于日本学界的“唐宋变革论”传入北美学界，并逐渐为学者们所熟知。1982年，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在《哈佛亚洲研究》上发表了他著名的《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转型》一文，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经济空间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贯穿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唐宋变革论框架，而这个框架也成为日后北美宋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

    1986年1月，在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Scottsdale）举行了“宋朝经世思想与行动学术研讨会”（Sung Dynasty Statecraft in Thought and Action）。1993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次会议的论文选编——由韩明士（Robert Hymes）和谢康伦（Conrad Schiro⁃kauer）主编的Orderingthe World: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SungDynasty China。这就是由笔者翻译、九州出版社出版的《为世界排序：宋代的国家与社会》。该书收录了10篇宋史论文，作者们包括刘子健、韩明士、谢康伦、史乐民（Paul J. Smith）、包弼德（Peter K.Bol）、万安玲（Linda Walton）、贾志扬 （John W. Chaffee）、狄培理（Wm. Theodore de Baby）、万志英（Richard yon Glahn）等北美著名的汉学家。所收论文涉及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哲学等诸多领域，全方面多角度地探讨了宋代经世治国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

    Orderingthe World虽然是一部论文集，各篇文章研究的题目各异，但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讨论，即在变化显著且危机重重的时代，宋朝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如何看待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行为和政治行动的影响，特别是组织性或制度性的影响。

    在导论中，谢康伦和韩明士归纳了唐宋社会政治史领域内的主要变化。作者把这一变化明确分成了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由施坚雅提出的人口增长与政府控制力下降。第二个过程是被称为“唐宋变革”的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第三个过程是郝若贝提出的北宋到南宋的精英地方化理论。这三个过程是本书各篇文章作者的基本共识，而本书便是在这个三个过程（主要是第三个过程）基础上展开研究。

    纵观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提出“经世”的问题并将其作为宋代政治话语和行动的一个方面进行讨论。本书的作者们承认宋人很少使用“经世”一词，但他们认为，宋代的一些话语，与晚明和清朝的“经世”问题，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或者联系，所以他们用这个词来指代宋人的积极行动主义，这对于我们理解宋人的政治思想无疑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其次，重视南宋史研究。本书的十篇文章，前三篇文章涉及北宋，后七篇文章涉及南宋，很显然，本书的研究重点放在南宋，反映了论文集的编选者们受到郝若贝思想的影响，这也成为1990年代乃至以后北美宋史学界研究的方向和特点。在关于北宋的三篇文章中，两篇都与熙丰新法有关，且篇幅都很长，反映了作者们对于北宋神宗朝变法这一问题的重视。

    第三，从不同角度分析人物、事件等等。比如李心传，国内学界普遍将其视作一个态度严谨的史学家，贾志扬的文章却将李心传置于南宋经世的大背景下讨论其史学思想。对于魏了翁和真德秀，国内学界一般都将两人作为朱熹之后南宋后期最有成就的两位理学家进行讨论，而刘子健和狄培理的文章讨论了魏了翁和真德秀的经世思想，让我们看到两人积极务实的一方面。史乐民通过讨论茶马贸易和青苗法，给我们展现了茶马司和提举常平司的不同发展道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两个部门，并从新的角度理解熙丰新法。

    第四，对于理学思想的新看法。本书中研究的人物，如朱熹、魏了翁、真德秀等人，无一不是著名的理学家，本文却能跳出传统研究的窠臼，向我们展示这些传统理学大师们思想中非理学的另一面，而对于李心传、董煟等传统上非理学家思想家的理学思想的讨论，则展现了他们思想的复杂性，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于南宋理学思想的认识。

    除各篇文章外，本书的导论颇值得重视，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思路，成为北美宋史学界后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比如导论中指出朱熹的主要目标是要定义“道统”，这自然影响了他对“道学”的理解，意味着朱熹定义的“正统”，排斥了其他思想家，甚至一些同样吸收或认同二程学说的人。比如对道学的分析，指出在朱熹之后，甚至在那些自认为是其弟子的人当中，“道学”再次被视为包含了非常广泛的兴趣和关注（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些道学思想也可以在朱熹身上找到源头）。比如用于描述清代的“公共空间”的概念，正是在南宋出现的。在讨论宋人具体话语时，使用波考克的“阐释性语言”分析，比如在讨论“公”“私”、“国家”“社会”、“道学”等概念时，编者便反复强调宋人的理解与今人对这些词的理解之间存在差异，提醒我们注意。

    Ordering the World出版后迅速成为海外宋史研究领域的一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频频为学者们所引用。与海外学界的高度重视相比，国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Ordering the World一书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重视，不仅在学术史回顾中不曾被提及，在具体的相关问题研究中，也很少有人参考该书中的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走了弯路或者做了不少重复性劳动。

    今天看来，作为一部出版于近三十年前的论文集，Ordering the World一书中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一些观点仍然值得重视，所以该书不仅并未过时，反而仍能带给我们很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