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者的“列传”

    中国出版史上，一直存在着一个令人扼腕的事实：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这两家百年老店的创始人，均不得永年。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逝世于艰难的抗战时期。1941年7月9日，在主政中华书局第30年的时候，因战乱避居香港的陆费逵，突发脑溢血而遽然病逝，年仅56岁。

    而比陆费逵年长15岁的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人生结局则比前者更为惨烈。1914年1月10日，在执掌商务印书馆第17年的时候，夏瑞芳竟然被一个目不识丁的粗鄙之人枪杀于上海街头，年仅43岁。

    身为文化名人的夏瑞芳，却像《上海滩》中的许文强一样中枪遇刺、横死街头，即使是在那个可称乱世的20世纪初年，他这个人生结局仍然是中国出版家群体中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例。一代人杰，英年早逝，人生戛然而止，铸成谜样结局。夏瑞芳不仅为亲人同事留下了无尽遗憾，而且也从此成为了出版史学者们所言的中国出版史上的“失踪者”。

    说起来也是一件异事。商务印书馆屹立百年，至今事业鼎盛、人才辈出，而她的创始人却少有人研究和提及，以致学者们以“失踪者”相称。这其中的原因何在？ 个人以为，至少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夏瑞芳本人过早离世当然是主因。夏瑞芳离世的1914年，国际国内局势正处于一片乱局之中。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阴云密布。在他倒下的五个月之后，大战正式爆发，从此全球将有6500多万人参战，1000多万人丧生。而此时的中国国内，袁世凯的“洪宪皇帝梦”正做得如火如荼，日本侵略者的“二十一条”也正步步紧逼。

    处于如此乱世之中的中国近代出版业，正在艰难地度过自己的幼年时期。另一家中国出版业的百年老店中华书局，此时才刚刚成立两年时间；此后与商务印书馆各擅胜场的民国大型出版机构，如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正中书局等等，则压根儿还没有成立。此时此刻，我们把出版业称为一个行业都还有些勉强，更别提出版机构和出版人能在国际国内的大历史中留下印记了。具体到夏瑞芳本人，他的过早离世，使他无法继续引领商务印书馆逐步壮大成为中国出版业的老大，更使他无法厕身此后近代出版史上那些可圈可点的重大事件。

    试想，如果天假其年，让夏瑞芳仅仅只是寿至陆费逵那样的年纪，让他与张元济等人一起合作奋斗再多上十个年头，那么他在出版史上的地位会比现在更高，他在出版人心中的记忆也会比现在更多，起码不会出现“失踪者”的尴尬局面。

    夏瑞芳个人史料欠缺则是辅因。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个像夏瑞芳这样的近代名人，在搜集其个人史料方面，一般有五个途径：日记、书信、文章著述、他人回忆和前人传记。我们通过日记知其行踪轨迹，通过书信观其交友交游，通过文章著述探其思想观点，通过他人回忆窥其为人处事，通过前人传记瞰其人生全景。

    然而，夏瑞芳五缺其三。他没有像胡适、张元济等近代名人一样，有意识地留下日记、书信、文章著述等个人史料。以致今天我们来研究夏瑞芳，只有少量的他人回忆和一部并非完整人生记录的前人传记可以作为参考。基本上，夏瑞芳只存在于商务印书馆元老们的记忆之中，比如蔡元培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蒋维乔的《夏君瑞芳事略》、孟森的《夏君粹芳小传》等等。这些回忆文章的篇幅又都很短，至多也就在两千字上下。至于完整记录其人生的传记，则至今阙如。

    很显然，仅有这些回忆和传记，是远远不够的。而在这些回忆和传记中的夏瑞芳，借用卢仁龙先生在《寻找现代出版史的失踪者——记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一文中的原话来表述，“难以拼合成一个完整形象”，于是他“成为出版史上的‘失踪者’”。

    夏瑞芳的继任者张元济个人光芒过于耀眼，也可算是一因。我这样说，绝不是说夏瑞芳张元济二人曾经不和，或者说后者曾经有意压低前者的影响，只是想表达，张元济作为夏瑞芳的继任者和夏瑞芳之后的商务印书馆灵魂人物，个人的光芒实在太过耀眼了。

    张元济一生，立德、立功、立言，几臻完人，而且得享鲐背，“及身已见太平来”，达到了他那个时代读书人所能企及的巅峰境界。尤其是他不负夏瑞芳所托，向着“扶助教育”的约定目标，几经挫折，不改初心，度抗战危机，开出版新局，亲手铸就商务印书馆百年辉煌，更令后辈出版人景仰。张元济这样耀眼的个人光芒，几乎遮挡了他的所有同仁，即便是创立了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

    另外，后人在论及商务印书馆时，多着意于这家百年老店的出版物对出版史、文化史的影响，多着意于这家百年老店的出版人对出版史、文化史的贡献。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下，张元济的影响和贡献自然首当其冲，夏瑞芳则只能排名靠后了。因为，质而言之，夏瑞芳在商务印书馆图书出版主业上的贡献，的确远远不及张元济。就这样，一位被屡屡提起，一位则很少言及，后者的“失踪”也就在所难免了。

    然而，夏瑞芳又是绝对不应该被遗忘和“失踪”的。作为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发起人、商务印书馆商业帝国的设计师、商务印书馆运营的总指挥、爱企护馆的殉道者和百世流芳的出版家，夏瑞芳值得被我们追思和记起，值得被我们解读和学习。我甚至想，如果我们可以按照太史公司马迁的体例来撰著中国出版史，夏瑞芳是值得单独撰写一本大部头“列传”的。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这本“失踪者”夏瑞芳的“列传”已经在2021年8月出版了。这就是由黄嗣先生撰写的《中国出版家·夏瑞芳》。

    藉由这本《中国出版家·夏瑞芳》，夏瑞芳终于“拼合成一个完整形象”，终于不再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失踪者”了。我想，这可能就是黄嗣先生撰著此书最大的亮点和功绩了。

    我与该书作者黄嗣先生相识较早。由于担心夏瑞芳史料太少，在我得知他下定决心要写这本《中国出版家·夏瑞芳》时，曾经深深地为他捏了一把汗。好在他到底是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人，一上手就很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提出的这个治学原则，我看他是认真践行了的。为了寻找资料，他亲赴夏瑞芳的家乡上海市青浦区，求教当地有关人士；又数次前往北京，请益于北京商务印书馆的专家学者们。另外，他还不惜重金从网上购买有关夏瑞芳的旧书和资料。

    疫情之前的己亥夏末，听闻他初稿粗成，我当即腼颜求观，并在出行南下的高铁上一气读完，得畅先睹之快。全稿体系严谨，脉络清晰，史料翔实，行文流畅。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他扎实的文字功底之下，各章各节还时有金句、时有亮点，并不是一部板着面孔训人的学术著作模样。那天，在高铁上看到精彩之处，我不禁拍案叫绝，当即兴奋地打电话给他表示祝贺。

    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中国出版家·夏瑞芳》是第一本全景式记录夏瑞芳人生的传记，也是我个人所见过的关于夏瑞芳最好的传记文字。

    值得一提的是，和夏瑞芳一样，黄嗣也是一位出版人。我想，由一位后辈出版人来为一位前辈出版家撰写其一生的“列传”，不仅仅是一次文字上的追思，更是一场心灵上的礼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