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只是作假的表演？

    《演而优则士》一书有一很醒目的副题：“《世说新语》三十六计”，我正是冲着这一书名优先来拜读此书的。现在“标题党”大行其道，令人敬畏；但一本学术著作总不至于在书名上玩什么惊悚夺人的花样吧，著者一定是把《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们都看成是老谋深算、长于表演的有心人。这倒是非了解一下不可的。

    著者说：“在本书中，我将通过仔细研读文本，从八个方面对魏晋名士在公共空间中的‘表演’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剖析他们思想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第42页）书中一反传统的意见，指出魏晋名士的风流洒脱、放荡不羁并不代表他们的真性情，也不是什么“个性的觉醒”，而更像是一场场经过精心谋划的“表演”，需要“观众”看到并广为传播——他们借助这种手段来谋求更佳的社会性利益，如声誉、地位、官阶等等。所谓名士“风流”，只不过是一种精心的策划。书中就此多有深刻的细读和有趣的分析，许多片断精细入微，明察秋毫之末，读来令人眼界大开。著者学兼中外，文献精熟，旁征博引，无不头头是道，深中肯綮。像这样充满新意、发人深思的大著现在并不多见，非常值得欢迎。

    应当承认，确有某些魏晋名士工于心计，他们的若干言行带有做秀的性质，其“风流”的背后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奥妙。此事过去也曾经有学者指出过，鲁迅先生即明确地说过“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但是像《演而优则士》把这种两面性扩大到全体魏晋名士，扩大到《世说新语》所记录的全部言行，说“名士皆演员”（第39页），“魏晋名士人人都渴望通过‘表演’获得赏识”（第45页），又认为该书的三十六门很像是名士们的“三十六计”，这样的结论似未免以偏概全，难以起信。

    《世说新语》的第十八门是《栖逸》，这里的苏门先生、孙登等名士远离体制，走向山林，他们还要谋求什么世俗的声誉、地位和官阶？ 第十九门是《贤媛》，那时的女流之辈中的强人，即使谋略再妙声誉再高也进入不了官场。

    一般意义上的名士恐怕也不至于处处刻意表演。《世说新语·雅量》第二则载，前中散大夫嵇康在被执行死刑时的表现是——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先前有一位朋友袁准（字孝尼）请嵇康教他琴曲《广陵散》的演奏，当时嵇康不肯教他，此时便忽然发了这么一句感慨。这样的“表演”能谋求到什么社会性利益呢。死到临头了，嵇康不仅“神气不变”，还要弹一曲《广陵散》，这是何等的风度！

    两晋之交的大名士卫玠（字叔宝）是著名的美男子，清谈的水平也非常之高，《世说新语·文学》第二十则载：

    卫玠始度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卫玠简直不去理会作为主人的大将军王敦，只是同另一位名士谢鲲（字幼舆）通宵达旦地清谈，结果生了一场大病。卫玠告别王敦、谢鲲以后到了豫章，作为著名的美男子他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围观的人极多，他的身体本来就很弱，“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此即所谓“看杀卫玠”（《世说新语·容止》第十九则）。卫玠是当时明星式名士中的一个悲剧型人物，他在上述大小不同之两种公共空间中的表现，总不至于是在玩什么谋略吧。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也就不必多举了。

    过去搞政治运动，对人的处理多有扩大化的问题，教训很深；在文学研究中从事文本诠释，特别是在讲究理论先行的路线之下，看来也很容易发生类似的问题——虽然可能达成某种片面的深刻，但较难站稳致远从而大有益于学术。